1934年9月底，江西庐山，一份刚刚印发的军事文件，被国民党少将莫雄悄悄带离会场。纸张不大，分量却重得惊人。里面写着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进攻路线和封锁位置，目标直指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当时的中央红军，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经过长期消耗，部队伤亡严重，苏区粮食、弹药日渐紧张。国民党军依靠碉堡、铁丝网和逐步推进的战术，压缩红军活动空间，战争已不是单纯的阵地争夺，而是生存考验。

蒋介石试图用堡垒政策，配合大规模兵力推进，将中央苏区层层包围。相关作战计划极为机密，文件按编号分发，军官只能接触与自己有关的部分。按照当时的保密制度，一旦出现泄露，追查范围很快便能锁定到具体人员。

莫雄并非普通军官。他早年参加广东北伐军，凭借战功逐渐升迁，曾任粤军重要职务。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对他影响很深。国共关系破裂后，他虽然身在国民党军队，却没有把共产党人简单视为敌人。

大革命失败后，莫雄在上海结识了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项与年。两人多次接触，莫雄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曾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考虑到他的公开身份和军界地位，周恩来、李克农等人认为，让他留在国民党系统内开展特殊工作，更有价值。

这段特殊关系，后来成为情报传递的关键。莫雄被任命为江西地区保安司令后，表面上承担“剿共”任务，实际上不断寻找能够帮助红军的机会。他没有条件直接改变战局，却能够接触到许多普通地下人员难以接触的军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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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结束后，莫雄意识到，中央红军若不能及时掌握计划，后果极其严重。当天夜里，他将相关材料交给了项与年等人，并催促道：“必须尽快送到中央，迟一步都可能出大事。”

真正困难的，是如何把文件送进戒备森严的苏区。项与年不能携带完整原件上路，地下人员便挑选关键内容，抄录在四本学生字典中，再用密写方式隐藏。项与年熟悉客家地区语言和地形，最终承担了这项任务。

他从南昌一带出发，准备经吉安、泰和、兴国、于都前往瑞金。沿途关卡密布，村镇设有哨卡，青壮年稍有可疑便可能遭到盘查。项与年只得绕行山林，靠野果、干粮和山泉水支撑，行程比预想中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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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兴国附近，他发现常规道路几乎无法通行。情急之下，项与年打掉自己的四颗门牙，又把衣服撕破，装扮成衣衫褴褛的乞丐，将字典藏在污秽的袋子里。守卡士兵嫌他脏臭，往往远远驱赶，这反而让他避开了严格检查。

1934年10月7日，项与年抵达瑞金。红军战士起初认不出他，直到他说明身份，才将消息逐级报告。周恩来见到满脸尘土、身体极度疲惫的项与年，只说了一句：“你辛苦了。”随后，情报人员立即对字典中的内容进行整理和核验。

这份情报让中央对国民党军的部署有了更清晰的判断，也成为红军作出战略转移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标题中所说的“救下8.6万红军”，是后人对这次情报价值的概括，具体人数和作用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份文件单独决定了全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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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雄后来仍在国民党军系统中活动。1935年红军经过贵州毕节一带时，他曾设法迟滞追剿行动，为部队争取休整和转移时间。事情暴露后，他被以“防守不力”等理由关押，后经人担保才获释。

1949年前后，局势剧烈变化，莫雄为躲避追捕辗转香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牵挂这位特殊战线上的旧友，曾叮嘱叶剑英：“一定要找到他。”同年10月，叶剑英的亲笔信送到莫雄手中，邀请他回广州工作。

莫雄接受邀请后，继续在新的岗位上任事。1980年2月12日，他因病去世。项与年则在革命队伍中长期工作，1978年10月病逝。一个身在国民党军中，一个穿行于封锁线之间，他们留下的，不只是一次情报传递，更是1934年那个危局中极少数人承担的巨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