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6日，北京一家医院的病房里，95岁的沈安娜已进入弥留状态。她时而沉默，时而突然睁眼，低声重复：“我暴露了？他们抓人了，从后门跑……”
医护人员并不知道，这句话并非普通的梦呓。直到家属说起她早年的经历，大家才明白，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曾在国民党核心机构潜伏十余年，长期坐在蒋介石近旁记录会议内容。
四天后，沈安娜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她的骨灰随后安葬在那里。一个曾经必须隐藏姓名、身份和立场的人，终于以真实的名字告别了人世。
沈安娜原名沈琬，1915年出生于江苏泰兴。家道中落，却没有磨掉她的倔强。7岁那年，母亲按照旧俗为她缠足。疼痛持续了十多天，她实在无法忍受，索性剪断布条。这件小事，很早便显出她不愿向命运低头的性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正在县立初级中学读书的沈安娜参加抗日宣传。第二年夏天，她又和姐姐沈珉离开家乡，前往上海。两姐妹并非去闯荡繁华，而是想摆脱包办婚姻和旧式家庭安排。
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已经结束招生，沈安娜没有返回。她找到教育主任毛啸岑，请求补考。她说：“我是从乡下赶来的，路上耽搁了，请给我一次机会。”毛啸岑被她打动，允许她参加考试。凭借一篇《求学》，她进入了这所学校。
1934年，因交不起学费，沈安娜转入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速记看似只是记录文字，实际上要求反应极快、记忆准确，还要有稳定的字迹。她练到每分钟能够记录约200字，并写得一手工整的蝇头小楷。
就在这段时间，她通过姐姐认识了舒日信、华明之。舒日信是地下工作者，华明之后来也投身革命。几个人的交往，使沈安娜接触到进步思想。她曾考虑过做普通速记员，也想过拍摄进步电影，但命运很快将她推向另一条路。
1935年1月，浙江省国民政府秘书处录用沈安娜为议事科速记员。组织认为，这个职位能够接触重要会议和公文，便通过舒日信、华明之向她说明情况。沈安娜知道其中风险，仍然接受了安排。她把“沈琬”改为“沈安娜”，开始使用这个后来被历史记住的名字。
她的第一项任务，是把工作中接触到的有价值内容安全送出。一次接到通知后，她把整理好的材料装入小皮箱，乘火车前往上海。车站和途中都可能遇到检查，箱子一旦被打开，后果不堪设想。那次情报顺利送达后，组织方面认为她经受住了考验。
此后，华明之来到杭州协助她。两人常在街头、茶馆或湖边见面，表面上像普通夫妻约会，实际是在交接材料。1935年秋，经组织批准，他们在上海结婚。沈安娜负责记录、摘取和整理，华明之负责密写、保管与传递，逐渐形成了紧密配合的工作方式。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党政机关辗转迁移。1938年，沈安娜在武汉向周恩来等人汇报工作。随后，她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周恩来叮嘱她：“要大胆，也要谨慎，甘当无名英雄。”这句话，几乎概括了她此后十余年的处境。
1938年8月，沈安娜来到重庆，担任国民党中央机构的机要速记员。她记录过中央全会、中央常务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及有关军事会议，也接触过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的讲话和报告。许多材料经整理后，通过秘密渠道送往组织。
1948年4月14日，国民党六届中央临时全会召开。会场照片中，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中央，后排有两名速记员。沈安娜距离他不到五米，低头记录发言。蒋介石大概不会想到，这名看似普通的速记员，正承担着极其危险的任务。
有一次，会议讨论针对共产党的行动，国民党元老张继突然说：“共产党也许就在你身边，你还不知道。”沈安娜当时坐在附近，心里骤然紧张，却没有抬头，也没有让笔停下来。多年后，女儿回忆，母亲当时最直接的念头就是：“是不是暴露了？”
正因为长期处在这种压力中，沈安娜晚年才会在病危时反复喊“从后门跑”。那不是一句毫无来由的话，而是十四年隐蔽生活留下的深刻烙印。1949年春节后，她接到通知，与华明之脱离国民党机关，没有随其南撤。长达十四年的潜伏，就此结束。
沈安娜曾被称作“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但她本人始终十分克制，认为个人只是隐蔽战线中的一员。2010年6月16日，她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6月20日，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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