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 年，李鸿章带着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感叹离世；一百二十五年后，关于他的讨论依然在持续。日前，岳麓书社推出梁启超《李鸿章传》评注本，由学者羽戈逐字精校，撰写万字导读与十万字评注，让这部百年传记重新回到公众话题之中。
《李鸿章传》原书成于李鸿章病逝之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仓促落笔，借一人之浮沉写四十年之国运；百年之后，学者羽戈以评注的方式重读这部经典，追问的仍是相同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又该如何通过历史人物反思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带着这些问题，潇湘晨报·晨视频专访了羽戈——
问：这次为《李鸿章传》做评注，您最初的契机是什么？
羽戈：许知远曾说过，如果为近世人物立传，他最想写三个人：李鸿章、梁启超、林语堂。此三人的生死浮沉，正好贯穿了一部激荡的中国近代史。倘由我来选择，前二人完全一致，第三位则会换作胡适。虽然至今没有机会写李鸿章传，却借校注梁启超《李鸿章传》的机会间接实现了这一念想，幸何如之。
回头想想，还是要感谢那段校古书的日子，埋首故纸堆中的岑寂与苍凉，能体味民国初年鲁迅先生在京城夜抄古碑的中年心境。1917年1月22日，时值旧历除夕，鲁迅“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这不是逃避，而是以一种独立、专注的精神自治，来对抗时光与生命的流逝。
问：成书于一百二十五年前的旧作，放到今天，为什么还有重新校勘评注的价值？
羽戈：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写道，对经典的诠释共计十四条，第一条云：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们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阅读……”的书籍。在我看来，梁启超《李鸿章传》便是这么一本值得一再阅读的经典作品。其光芒并未被时间消磨，反而历久而弥新。为之校注，一是修正或弥补（梁启超写作仓促，书中多有错谬），使此书愈发完善；二是重新呈现李鸿章的历史影像，研读李鸿章，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问：您在前言中写到，后世李鸿章的传记数以百计，梁启超这本依旧是“最不坏的那一本”，所谓“最不坏”该如何理解？
羽戈：桌上有半杯水，悲观主义者说“只有半杯水”，乐观主义者则说“还有半杯水”。同一事实，视角不同，表达或结论则有异。“最好”或“最不坏”，亦同此理。由此来说梁启超《李鸿章传》，第一它有开山之功，是根基，也是范式，后世为李鸿章立传，必须以之为参照，谁也不敢轻视或漠视；第二它的错误，我挑出了数十处，后来的李鸿章传，要挑刺的话，只可能更多。此外，文无第一，学无止境，我们说“最不坏”，旨在希望有更好的李鸿章传问世。
问：梁启超对李鸿章有一句经典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在您看来，李鸿章身上最难以评判的地方在哪里？
羽戈：“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乃是经典论断，其中第一句与第三句不难理解，值得说道的是第二句。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见识大加批判，譬如“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这些话完全正确，尽可成立。李鸿章其一生事功，止于洋务，洋务运动对应于器物之变。然而这是典型下一代对上一代的批评——梁启超是站在制度之变与文化之变的维度（1922年，梁启超撰写《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将五十年来中国进化历程分作三个时期：器物、制度、文化。这被后世总结为器物之变、制度之变、文化之变，用来论断中国近代史的曲折与展开）做出的评价。
下一代未必比上一代优秀，只是享受了时间的福利，占尽了进化的便宜。梁启超自然意识到这一点，随即表示“此亦何足深责”。一面批评，一面同情，这正是《李鸿章传》最耐人寻味的一点。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李鸿章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其一生饱受争议，最难评判的地方，窃以为还是人与时代的关系：对他所置身的时代的认知，与对他所隶属的代际的定位。他是洋务时代的先行者与领导者，然而论进化或迭代，器物之变早在1880年前后便当终结，近代中国应由此迈入制度之变与文化之变。但残酷的事实是，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洋务运动才随之黯然落幕。那么这被浪费的十五年间，李鸿章又做了什么，以及未做什么，怎么评判，煞费思量。进而言之，我们谈论历史人物，确定了其代际与位置之后，不仅要看他做了什么，还要看他应该做什么（此即本分），最终有没有去做，做到了何等程度。
问：您在导读中提出：对李鸿章这样转型期的权力者而言，方向感是最重要的。他曾是那个时代最敏锐的“预流者”，但却逐渐丧失方向感，最终败于甲午。一代重臣，为何会出现这种“迷路”的现象？
羽戈：梁启超批评李鸿章“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此言大可商榷。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初一日，李鸿章给丁日昌回信，有“今始知中国医术如政术，全是虚伪骗人”等语，足见他对中国政教的鄙弃。至于前半句，则需从李鸿章的同年与好友郭嵩焘说起。郭嵩焘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人之一。他出使英国期间写信给李鸿章，告以西洋立国本末，希望能够正本务本，但这番忠告在李鸿章这里，只当耳旁风。满怀愤懑的郭嵩焘借人之口吐槽道：李鸿章等“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
翻检这段史事，意在说明一点：关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李鸿章曾有听闻，却未入心，他也因此渐渐丧失了引领、推进近代中国转型的方向感。这背后的原因，一是李鸿章的知识结构，于西方相当隔膜，虽然他启用外国幕僚，令人把西方书籍口译为中文读给他听，可惜终无大补；二是正在开展的洋务运动，压力与阻力太大，连办电报、修铁路这些基础工作，都举步维艰，寸步难行。光绪三年（1877）六月初一日，李鸿章给郭嵩焘回信云：“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其详（一作“梗概”）。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言下之意，连条铁路都修不了，遑论更为根本的政教？李鸿章是做事情的人，实干需讲次序。这是传统与国情对先行者的限制。
问：对大多数普通读者而言，读一部晚清人物的传记，最大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羽戈：我们研读晚清史或中国近代史，往往怀有一个目的或妄念，即试图追寻唐德刚先生（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所定义的第二次大转型的曲折与展开：它是怎么开始，又将怎么结束。我当然不会相信，过去隐藏了未来的答案，它至多只能提示，哪些人是庸医，哪些路是歧途，哪些十字路口的选择将通往万劫不复之深渊。
所以我们读国史，尤其中国近代史，目的必须明确：不是为了寻求真理，不是为了去做什么，而是为了不去做什么。像梁启超《李鸿章传》这样的经典作品，多读两本，至少现实之中，对于活人，不至于拜错码头；对于死人，不至于哭错坟头。
评注者简介羽戈，学者、作家，安徽颍上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长期深耕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激进之踵》《少年游》《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等多部作品，曾校注梁启超《新民说》。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 黄上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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