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官渡前线，曹操与袁绍隔着黄河对峙。袁绍兵多粮足，曹操却连军粮都捉襟见肘。就在这场胜负未明的鏖战中，几个关键名字反复出现：田丰、沮授的建议被搁置，许攸则从袁营转入曹营，改变了战局。
谋臣的价值，从来不只是能提出计策，更在于主公能不能听进去。遇到识才之人，锦囊妙计可以变成胜势；遇到刚愎自用之主，再高明的判断，也可能变成催命符。
李儒的结局，带着一种特殊的悲剧色彩。他不是没有才干，恰恰相反，董卓入洛阳后，能够迅速控制局面，离不开李儒的谋划。劝降吕布、除掉丁原，使董卓获得并州军的支持；废黜少帝、逼死何太后，也是在他的参与下完成。
这些行动短期内替董卓扫清了障碍，却把董卓推到了天下士人的对立面。关东诸侯起兵后，董卓挟持天子迁都长安，表面上声势依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
更危险的是，董卓把权力建立在恐惧之上，又把吕布当作亲信和工具。王允设下连环计后，吕布终于倒戈，董卓死于郿坞。李儒失去靠山，史籍对他此后的去向记载并不明确。这个结局本身就说明，替暴烈主公设计得越周密，越可能在局势反噬时无处容身。
陈宫则是主动离开了一条看似有前途的道路。初平三年，曹操进入兖州，陈宫曾参与迎立，并一度站在曹操一边。可曹操为稳定局面而采取的强硬手段，使陈宫逐渐改变判断，后来转而迎奉吕布，对抗旧主。
吕布勇猛，却缺少统御全局的能力。陈宫多次提出守城、出奇兵等建议，吕布往往犹豫不决。建安三年，下邳被曹操军队围困，泗水灌城后，局面彻底崩溃。曹操俘获吕布和陈宫，曾试图招降陈宫。
陈宫没有低头，只说：“请将军依军法处置。”这句话未必是史实原话，却符合他一贯的选择：宁可承受失败，也不再回到自己不认同的阵营。最终，陈宫随吕布一同被处死。
许攸的遭遇，更像一把刀先伤了旧主，后来也割伤了自己。官渡之战前，他看出袁绍后方空虚，曾建议袭击许昌。袁绍没有采纳。后来许攸家人犯法，审配将其收治，许攸因此愤然投奔曹操。
到了曹营，他把袁绍军粮囤积在乌巢的情报告诉曹操。曹操当机立断，亲自率兵夜袭乌巢，烧毁袁军粮草，袁绍军心随之动摇。许攸的判断确实改变了官渡战局，也让曹操获得了击败强敌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许攸虽然投对了阵营，却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他常以功臣自居，出言轻慢，甚至在曹营中直呼曹操旧日小名。后来入邺后，许攸依旧不知收敛，最终因言行触怒曹操，被许褚杀死。才华能让人立功，不能替人免祸。
田丰的悲剧，核心不在于判断失误，而在于判断太准确。官渡决战前，他主张避免硬碰硬，利用袁绍兵力和地盘优势，持续袭扰曹军，使其疲于奔命。这个思路稳健，却与袁绍急于凭实力决胜的想法相冲突。
田丰性情刚直，劝谏时毫不留情。袁绍出兵后，他仍在狱中坚持认为不宜仓促决战。有人劝他说：“主公正在用兵，先生何必再触其锋芒？”田丰回答的大意是，若不把利害说清楚，才是真正辜负主公。
官渡之战的结果证明田丰所虑不差。袁绍败后，非但没有重新重用他，反而听信郭图诬陷，认为田丰在狱中讥讽自己。袁绍恼羞成怒，下令杀掉田丰。对一位谋臣而言，最残酷的不是计策未被采用，而是事实证明正确之后，主公仍不肯承认。
沮授比田丰更早看出袁绍的问题。袁绍占据冀、青、幽、并四州后，沮授曾建议迎奉天子，以取得政治名分；袁绍没有接受，曹操后来迎天子至许，逐渐掌握了号令诸侯的主动权。
袁绍准备把势力分别交给几个儿子和侄子时，沮授又提醒，诸子分立必然留下内争隐患。官渡之前，他提出长期消耗曹军的办法，认为袁绍不必急于决战。一次次劝告，一次次落空。
官渡兵败，沮授被曹军俘获。曹操欣赏他的才干，试图招纳，他却拒绝归降。后来沮授企图逃回袁营，事情败露，被曹操处死。田丰死于袁绍的猜忌，沮授死于自己的坚守，许攸则死于得意忘形，陈宫败给了错误的主公，李儒则被卷进了董卓制造的权力深渊。五个人的道路不同，结局却都印证了同一个乱世难题：谋臣可以选择主公，却很难改变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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