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董建华公祭仪式在 Hong Kong 举行，是香港殡仪馆举行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作者又开始动笔了。（原文的事实、人物关系、引语和语气强弱保持不变。输出范围仅限于原文已有内容，在每段原意表达完整后就结束。只输出改写正文）
有意思的是，在他的悼念声明中提到董建华是上司更是恩师，在专访中他又多次用了一个更日常、更克制的称呼“董先生”。这两个称呼并不是矛盾的，反而把两人从私人感情到公共共事长达55年的关系划分得很清楚。
这段关系的开始时间是1971年。那时候梁锦松还是香港大学的学生，获得了由董建华的父亲、即董浩云所设立的奖学金，并且乘上了“海上学府”邮轮去参加海外游学。
梁锦松后来认为这是打开自己眼界的一次经历，并且也改变了他对国家、社会和自己道路的认识。几十年后再次谈到董家的时候，他仍旧使用了“有恩”这两个字。
因此董建华后来再三请他出山担任公共事务工作的时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职位任命问题，而是在于他一贯的个人情义。
梁锦松回忆起董建华参选行政长官的时候曾经找过他帮忙；香港回归之后，他又先后担任了行政会议成员、财政司司长等职务。
就履历来说两人是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上下级；从梁锦松自己的说法来看关系更进一步。他于董建华去世之后的悼念中说道：“这份信任不但是一个职位，更是‘知遇之恩’。”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恩师”这样的称呼在私人悼念中。“恩师”的说法并非职务上的称谓，而是一种对这段关系的个人认识。以“恩师”这个称呼出现于私人悼念之中。不是职务上的名称，而是梁锦松对于这段关系的一种定义。
到了专访里，“梁锦松”用“董先生”。这种变化并不等于感情变淡，而只是私人悼念之后公共叙述的自然转换。他谈论的内容从个人的感情转向了董建华任职期间政策、工作方式以及当时香港所面临的问题。
从梁锦松的观点来看，“出言谨慎”有时候会给人留下反应迟缓的印象，但是他认为这样的“慢”更多是由于深思熟虑而造成的。“判断属于梁锦松作为旧同僚的个人评价，并不等于社会对于董建华任期的统一结论。”
实际上，在董建华执政期间一直伴随着大量的争议。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楼价下跌”、“失业”、“财政负担重”，“住房政策改革”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大量关于房屋、公共财政、政府施政的争论。
梁锦松后来接任财政司司长的时候也面临着结构性财赤、经济低迷和减支增收的压力。2003年的SARS再一次给旅游、零售及就业带来影响。
站在20多年以后的时间上回顾的时候，梁锦松对于他所做过的那些政策选择给予了怎样的看法呢？他以为董建华比较看重长远的影响，在困难的时期也会接受政治的压力。
这种回顾有自己的立场，需要放在当年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争议中去理解。
专访里最有信息量的并不是宏大的评价而是工作细节。
梁锦松回忆说董建华习惯很早起床看文件，在早晨就会和团队一起讨论政务；他还形容董建华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上司，但是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
这些细节能用好或者坏来概括，却可以看见一个具体的共事场景：有人拍板、有人执行、政策效果和社会反馈又不断影响他们。
这比用一个称呼去“证明人品”，要更接近真实。
梁锦松特别提出董建华推进教育改革、CEPA以及自由行等相关问题，他认为这些安排给香港之后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
这些是梁锦松对专访中所言的明确看法。但是这些政策当年也伴随着各种意见和争论。
同一段历史，在其中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梁锦松的价值就是提供一个参与者视角，为什么当时要这样做，决策者在担心什么，又承担了哪些后果。
这也是这次追忆真正值得看的地方。它不是给历史盖棺定论，而是一个旧同僚对当年的决策逻辑做了再次的阐述。
再回过头来就是两个称呼了。“恩师”是梁锦松在失去一位旧上司之后对个人情分的表示；“董先生”是他公开采访时对一位历史人物或者前行政长官所使用的更为自然的称呼。
两字之差说明语境变了，但是很难仅仅凭借这点就给一个人下“真实人品”的结论。真正能支撑起关系的，就是55年里不断出现的事实：1971年的奖学金、回归前后合作、财政司任内的共事和董建华离世后梁锦松公开表示的“知遇之恩”。
因此这场公祭之后的梁锦松留下的不是突然改变的叫法，而是两种身份同时出现。
私人记忆中是恩师，在公共叙述中是董先生。一个称谓带情感，另一个称谓带距离。
真正拉开时间之后，“叫”所具有的重量会比“称”更大一些，因为那些已经被实行过的选择、合作以及分歧都属于已经发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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