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贵州石阡一带，红六军团主力正在寻找突围道路，担任掩护任务的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却在混乱的战局中失去了踪迹。没有电报，没有归队报告，也没有留下完整的行军记录。一个团，像被山林吞没了一样。
这支部队并非普通地方武装。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六军团奉命离开湘赣苏区，向湘西方向转移，承担牵制敌军、开辟通道和掩护主力的任务。任弼时、萧克率部连续突破封锁，部队一路作战，一路行军，人员和物资都消耗严重。
红六军团抵达乌江附近时，曾接到暂缓渡江、转向江口一带的指示。战场上的命令，往往牵动数千人的生死。部队改变方向后，敌军并未立即展开猛烈攻击，沿途一些地方的守军稍作接触便后撤，表面上看，红军似乎走得相当顺利。
有意思的是，这种“容易通过”的局面并非偶然。湘、桂、黔几方军队已经开始收缩防线，准备把红六军团引向石阡、甘溪一带，再从几个方向合围。红军发现异常时，敌人的包围圈已经逐渐收紧。
10月中旬，甘溪一带战斗骤然加剧。红六军团遭遇多路敌军夹击，主力被迫向山地转移。危急时刻，第五十二团奉命留下迟滞敌人，为大部队争取脱离包围的时间。
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
第五十二团采取与主力相反的方向行动，边打边退，把敌军的注意力尽量吸引到自己身上。经过连续激战，部队伤亡增加，建制也受到破坏。等到主力基本脱险后，留下的官兵已经无法按照原路返回，只能退入困牛山一带。
困牛山地势陡峭，山路狭窄，水源稀少。山下有敌军封锁，山上又缺乏粮食和药品。红军战士凭借险要地形数次击退进攻，可这种坚持很难长久维持。更棘手的是，敌军没有急于强攻，而是守住下山道路，企图用围困迫使部队自行崩溃。
第五十二团指挥员曾组织突围。有人负伤，有人被俘，也有人在混战中与队伍失去联系。敌军试图以职位和待遇诱降，被俘人员没有接受。山上的红军知道，弹药正在减少，援兵也不可能赶来。
随后，敌军改变办法，把附近百姓驱赶到队伍前方，作为进攻时的掩护。山上的战士大多出身贫苦家庭，他们很清楚，一旦开枪，最先受伤的可能就是乡亲。部队因此陷入两难：继续抵抗，百姓会被推到枪口前；放下武器，又意味着全团被俘。
据当地老人后来转述，山上曾有人喊：“不能打乡亲！”另一名战士随即回答：“枪可以丢，队伍不能散！”这些话无法完全还原当时的原声，却反映出那场选择的残酷。
在敌军逼近后，红军官兵被迫向悬崖方向退却。部分战士砸毁枪械，不愿留下完整武器；有人纵身跳下山崖，随后又有战士作出同样选择。悬崖、乱石和藤蔓，让许多人当场牺牲，也有少数人被树枝和松软土层托住，侥幸活了下来。
敌军撤走后，附近村民冒险上山寻找遗体。他们没有把这些人当成外来的军队，而是按照当地习俗收殓安葬。几名幸存者得到村民救治，其中有人伤势过重，便留在当地生活。关于这段经历，村民之间长期口耳相传，却没有及时形成完整文字记录。
红六军团主力突围后，迟迟等不到第五十二团归队。战事仍在继续，部队只能向前转移，无法停下来查明结果。于是，这个团究竟去了哪里，逐渐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桩难以解释的旧案。
新中国成立后，曾有党史工作者和有关方面多次沿着当年的行军路线调查，前后组织过三次走访。早期调查受限于资料残缺和地名变化，线索始终不够完整。直到2002年前后，调查人员把重点放在困牛山周边的高龄村民身上，情况才出现转折。
一位七旬老人带着调查人员走到山脚，在一块岩石附近指出了当年发现遗骨和收殓遗体的位置。岩石上留有“红军跳崖殉难处”等字样，周边村民还记得，重阳节前后常有人到这里祭扫。老人说，祭拜的不是本地家族先人，而是当年困在山上的红军。
这条线索使零散记忆彼此接上。随后，调查人员又核对红六军团行动记录、地方口述和幸存者情况，逐步确认第五十二团并非无故消失，而是在掩护主力突围后，被困于困牛山，最终遭遇了那场惨烈战斗。2004年前后，相关调查材料得到整理，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的结局才有了较为清晰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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