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北京一家医院里，陆定一正在接受治疗。一位报社记者前来看望，两人谈起革命岁月，也谈到周恩来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往事。临别时，记者提出请求，希望陆定一写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
陆定一当即答应了。
遗憾的是，他当时身体状况不佳，无法长时间伏案写作。几经考虑，他给记者打去电话，说：“文章我可以讲，你来记录，再整理成稿。”
这件事看似平常，实际颇有分量。陆定一长期从事宣传和文化工作，文字功底扎实，对史实、表述和分寸都有严格要求。由别人代为起草，稍有理解偏差，就可能改变原意。
记者一边听，一边记录。陆定一讲得很细，从周恩来的革命经历谈到他的工作作风，又谈到许多亲身接触过的往事。四五天后，初稿送到他手中，陆定一的身体已经有所好转，便亲自逐段审阅，补充了不少内容。
文章的骨架由记者整理，但其中最见功力的部分，来自陆定一的增改。他没有把纪念文章写成单纯的追忆，而是试图说明：周恩来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家，这种成熟又是在怎样的斗争中形成的。
这与陆定一一贯重视事实的工作态度密切相关。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就反复强调，宣传不能只讲口号，必须建立在准确、具体、及时的报道之上。1949年进入北平后，他参与思考新中国的教育、文化和宣传工作，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重要领导职务。
中共中央宣传部面对的任务十分繁重。国家制度刚刚建立，报纸如何服务中心工作，怎样反映经济建设，怎样开展理论宣传，都不能靠简单套用旧经验解决。陆定一主张加强理论、党的生活、经济和国际问题的宣传，同时要求新闻报道准确、生动、及时。
1953年10月，全国报纸工作会议召开。此前，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地已经围绕报纸工作进行讨论。陆定一还组织报纸负责人赴苏联学习，考察新闻机构的工作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他并非主张照搬，而是希望从中吸收可供参考的经验，再结合中国实际改进工作。
周恩来与陆定一有较多工作接触。一个重视全局协调，一个长期负责思想文化领域，许多问题都需要反复商量。陆定一敬重周恩来，并不只因为对方职位高，更因为他看重周恩来处理复杂事务时的责任感和自我约束。
多年以后，陆定一在文章中写道，周恩来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才成为更加成熟的革命者。此前，他领导过上海工人运动和南昌起义，斗争坚决、行动勇敢，但也经历过失败。陆定一特意写到，周恩来严于律己，从不为过去的失误文过饰非。
这段评价很有分量。它没有把历史人物写成没有曲折的完人，而是把成绩、挫折和自我修正放在一起考察。对熟悉革命历史的人来说，这种写法比一味颂扬更接近真实，也更符合陆定一的文章风格。
稿件完成后，《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前往拜访陆定一，希望报纸刊登这篇文章。陆定一没有马上点头，而是提出了一个明确条件。
秦川问：“什么条件？”
陆定一回答：“我的文章，一个字也不能改。”
这句话并非故意为难报纸，而是因为文章涉及重要历史人物和关键历史判断，他必须对每一句话负责。经过沟通，《人民日报》于1979年3月6日刊登了这篇纪念文章。全文分为四个部分，既写周恩来的品格，也通过具体事例呈现他的工作能力，并对相关历史作出判断。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老同志和读者的关注。有人完全赞同，也有人对个别说法持不同意见，但文章所体现的史实意识和严肃态度，获得了不少认可。对陆定一而言，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写作，而是一次对战友、历史和文字责任的交代。
陆定一后来没有再承担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或中央党校主要负责人的工作。1979年，他已73岁，身体也不如从前，面对有关安排，他表示应当让年轻同志承担更多职责，自己担任顾问即可。
1996年5月9日，陆定一因病逝世，终年90岁。那篇由口述、整理、亲自修改完成的纪念文章，则成为他晚年留下的一份重要文字，也保留了他对周恩来及那段革命历史的具体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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