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山海之间的八闽大地，文明远溯数十万年前。古人类在海岸栖息，海平面起落改变陆地轮廓，古闽人在此繁衍。越国后裔南迁，与土著融合形成闽越，闽越国一度雄踞东南。历经汉廷征伐、东吴拓土、西晋立郡，建安、晋安二郡奠定根基，直至唐代，“福建”之名方才出现。
福建史前时期
长期以来，学界曾认为福建“先秦无史”，但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正在不断改写这片山海之间的文明叙事。
福建境内古人类活动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距今约18.5万年。三明万寿岩遗址的灵峰洞出土了大量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制品，将福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大幅提前；船帆洞更发现了距今约4万年的人工石铺地面及排水沟槽。
进入新石器时代，福建沿海形成了独立而完整的文化序列。距今约9000年的漳浦仓里山遗址，是福建目前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划分出石器加工区、墓葬区与生活区。 平潭壳丘头遗址群（距今7500—3000年）则建立了东南沿海岛屿地区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出土的稻粟遗存与人骨材料，为 南岛语族 起源与扩散研究提供了关键实证，壳丘头也因此被视为南岛语族海上迁徙的“起锚之地”。 此后，昙石山遗址（距今5500—4000年）以厚达3米的贝壳堆积和贝铲、贝刀等贝器，证实了“靠海吃海”的海洋生计模式，确立了“昙石山文化”，成为先秦闽族的发源地。 大帽山遗址（距今4500多年）、黄瓜山遗址（距今4000多年）等则延续了这一海洋文化传统，并与台湾同期遗址存在显著共性，印证了海峡两岸史前文化的密切交流。
进入青铜时代，光泽何家潭遗址（新石器晚期至两周时期）面积超30万平方米，发现居住区、墓葬区、作坊区、祭祀区及周代夯土城圈，是福建迄今发现最大的史前中心聚落，也是“七闽”古国都邑性聚落的有力实证。 浦城管九村土墩墓群一次性出土青铜器72件（含越式青铜剑、戈、矛等），是福建先秦青铜器出土最多的发现，填补了东南地区土墩墓分布的空白。 与此同时，永春苦寨坑窑址（距今3700—3400年）是全国年代最早的原始青瓷遗址，浦城猫耳山商代窑群则发现了9座商代窑炉（含早期龙窑），展现了福建先民在陶瓷技术上的独立创新。
在闽南与粤东交界地带，浮滨文化（经最新碳十四测定，绝对年代为距今3390—2870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至西周前期）以长颈大口尊、圈足折腹豆等釉陶器和少量青铜兵器为典型组合，既吸收了中原商周礼制因素，又保留了浓郁的土著特征，墓葬中明显的社会分层表明当时已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被视为华夏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首次融合的重要见证。
闽越 
有史以来， 福建被记为古闽人（七闽）所居，属百越支系。《周礼·夏官·职方氏》最早记载“七闽”，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闽”为“东南越，蛇种”。而“闽越”之名首见于《史记·东越列传》。先秦文献中仅有“七闽”单称，至汉代方有“闽越”复合称谓，指闽地之越人或闽越融合后的族群。
前306年，越国被楚国打败，越王无彊被杀，部分越国王族向南迁徙，建立 闽越 ，与福建的古闽人融合成闽越人。
前222年，秦国势力进入闽越地区，废除闽越王无诸的王号，贬为君长，但仍由他统治新设置的闽中郡（辖今福建省大部，今福建省漳州市南部当时属南海郡）。秦末大乱时，无诸和闽君摇率军追随番君吴芮，由闽中北上中原，参与楚汉战争。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封无诸为闽越王，辖今福建省大部（今福建省漳州市南部则属于南越国）。无诸定都于东冶（今福州），后东越王余善在武夷山城村修建闽越王城，国势日强，积极扩大领地，成为西汉劲敌。闽越又称东越，因西汉封余善为东越王之故。
前195年，汉高祖册封闽越国的南武侯织为南海王，建立南海国，存续20年左右。其疆域为今福建省汀江流域和广东省潮汕地区以及江西省赣州市的一部分（一说在今江西省东北部）。国都可能在今福建省武平县境内的万安刘屋后背山遗址。
汉朝
西汉初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因闽越国叛汉之故，派朱买臣率领大军灭闽越国，焚毁城池宫殿，将闽越王族及军吏全部迁至江淮之间。
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为由，下诏“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王族、贵族、军队及大批民众被强制北迁，都城冶城与闽越王城尽数焚毁，考古发现的宫殿区火烧痕迹至今清晰可辨。 未迁者遁入深山，成为后世“山越”。
汉朝无意经营闽越国故地（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全省），这里遍布森林、山路崎岖，难以派驻军队和行政人员， 到西汉后期才设置了第一个县——冶县（今福州） ，属会稽南部都尉，隶属会稽郡，而到二百多年后的东汉末，中原王朝在这里也仅设置五县。少量中原移民从海路南下，进入福建。当时东南沿海一带，从宁波向南数千里的东南一带，居民基本上仍是 以闽越人为主 。
东吴和西晋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孙吴在196年－257年五次出兵（196年—约203年的侯官之战、203年的建安、汉兴、南平之乱、207年—208年的东冶五县之乱、235年的随春之乱和257年的会稽南部山民起义），才完全掌控福建地区。此时，开始有江南人经海陆两路移居福建，206年，在今建瓯设置建安郡，下辖5个县。 282年，西晋从建安郡分设晋安郡，下辖8个县（侯官、原丰、温麻、晋安、同安、新罗、宛平、罗江），闽北的建安郡也有8个县（建安、吴兴、东平、建阳、邵武、将乐、延平、绥城）。
孙吴五次用闽的核心动因是守住江东东南门户，同时依托闽地林木资源与闽越人航海传统，在侯官设典船都尉、霞浦设温麻船屯，建造载重万斛的“温麻五会”海船，使福州成为重要海上交通枢纽。黄龙二年（230年），孙权遣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从东冶出发浮海抵达夷洲（今台湾），这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最早的正式官方往来记录。
永安三年（260年），孙吴撤销南部都尉，正式设立建安郡，治所在建安县（今建瓯），实现了 从武人军事统治向郡县文治的转变 。据《晋书》记载，三国时建安郡有3042户、17686人，这是福建有史以来第一个人口统计数字。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后，于太康三年（282年）分建安郡地增设晋安郡，治所设在侯官县（今福州鼓楼区），隶属扬州。晋安郡首任太守严高（琅琊人）到任后，嫌原冶城地势局促，采纳建议在今福州冶山以南、鼓楼口以北修筑郡城，史称“子城”，有5门12桥，奠定了后世福州城的雏形。严高还在城外开凿东湖和西湖，灌溉农田千余顷，是当时福建最大的水利工程。
至此，东南这片土地从西汉的一个“冶县”发展为“建安”（其名取自汉献帝“建安”年号）和“晋安”（其名取自西晋国号“晋”，寓意“晋国安宁”）两个郡，这两个郡就是日后“福建”的雏形。唐开元十三年（725 年）原东吴“晋安”改叫“福州”，唐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朝廷设“福建经略使”，从福州、建州（原建安今建瓯）各取一字，合称“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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