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待人：聚得拢千百人心——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
待人，就是对待和处置人才之道。毛泽东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出主意，是胆识、眼光、才略的事；用干部，就是待人的事。前文讲过，眼光的第三层是洞察人性——眼光负责看懂人，待人负责人用好。细说起来，待人之道有七项内容：聚集、识别、选用、激励、驾驭、包容、培养。这七项，按人才从到来到成长的自然次序，可以归为三段功夫。
- （一）让人愿意跟你走：聚才与识才
聚集人才，是当领袖的第一步，也是奠基的一步。开头大家都一样，凭什么众人围到他的身边来？凭他必有一项过人之处，使人佩服、使人愿随。刘邦最初的过人之处就是胆识——众人也想造反、也想出人头地，却不敢承担灭族的风险，于是把刘邦推出来、跟上去，借刘邦的胆，实现自己的抱负。领袖的特质是磁石，先把人吸来，才谈得上后面的一切。
人聚来了，接下来是识别人才。看清谁是堪当大任的真才、谁的才在哪个方面。刘邦对三杰的长短看得清清楚楚：张良长于运筹，萧何长于镇抚，韩信长于将兵。韩信这匹千里马，最初是萧何识出来的——韩信先投项羽，不为所用；转投刘邦，仍不得志，又要走。萧何深知，灭楚取天下非韩信不可，于是月下追回，力荐于刘邦。识才这一条，自己看不准时能听得进识才者的话，本身也是识才。曹操之能识郭嘉于草莽、引为腹心，也是此道的高手。
- （二）让人能够施展：用才与励才
识得准，还要选用得大胆。看准了韩信，刘邦便不计前嫌、破格拜他为大将军，下令“若有不服者杀”，令韩信感奋效命。陈平从项羽处来投，背上还背着“盗嫂受金”的恶名，刘邦不究私德，只看其谋，放手让他去干离间楚营、出奇解危的勾当。用人之长，容人之短，这叫选用。
用起来之后，还要持续地激励人才。激励之法，大略有四。
一是意志激励。事业最困苦的时候，领袖自己坚信不移、强力推进，追随者便从他身上看见希望。马云创业之初，四处碰壁，队伍却始终不散，靠的就是他年复一年地为同伴描绘并坚信那个未来——领袖的意志本身，就是最好的激励。
二是利益激励。与天下同利，是最实的激励。韩信平定齐国后，遣使致书正在荥阳被楚军围困的刘邦，请封“假齐王”以镇抚齐地。刘邦见书大怒，脱口便骂；张良、陈平暗中踩他的脚，附耳提醒：眼下汉军处境不利，岂禁得住韩信称王？不如顺势立他为王，好生相待，否则恐生变乱。刘邦立时醒悟，急中生智，当着使者的面改口骂道：“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随即派张良赴齐，册立韩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韩信自此一心向汉——后来项羽遣人劝他背汉，他拒绝；蒯通劝他自立，与项、刘三分天下，他也拒绝。一脚踩出来的真王，换来的是垓下的百万援兵。今人治企，华为的员工持股、新加坡的公务员高薪，都是利益激励的余绪。
三是感情激励。刘邦素性傲慢，“慢而辱人”，骂起部下来不留情面，唯独对张良言必称“子房”，始终以师友之礼相待。一份格外的尊重，换来的是张良一生的竭忠尽智。旧上海的杜月笙，出身寒微而能把三教九流凝聚于麾下，靠的也是待人接物的情义功夫——钱财散得出去，人心聚得拢来。
四是事业激励。根据人才的长处放手让他们去干事，让他们在事业中成就自己的抱负。萧何、曹参之辈，正是借了刘邦搭起的平台施展平生之学，自然忠诚勤勉。要让一个人死心塌地，最好的办法，是让他的理想与你的事业长在一起。
这四种激励，其实也是聚集人才之法——能激励，才能留得住人、聚得住心。
- （三）让人才不散、不绝：驭才、容才与育才
人才聚集、任用、激励起来之后，还有三道更深的功夫，这是待人之道最容易被忽略、也最见火候的后半篇。
一是驾驭人才。用其才而不纵其欲，信其人而不失其控。韩信将兵，刘邦用之则予——予兵权、予王爵；用后则收——垓下一定，即驰入韩信军中夺其兵符，旋即徙封楚王，终使这柄最锋利的刀始终握在自己手里。驾驭不是猜忌压制，而是把人才的能力框在为事业所用的轨道上。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一场酒宴和平解除宿将兵权，保了功臣富贵，也除了社稷隐患，是驾驭之术中少见的宽厚一笔。
曹操之于关羽，则见驾驭的另一层境界：上马金、下马银，封汉寿亭侯，待之可谓极尽诚厚；而关羽终究封金挂印、千里归刘，曹操不追杀、不加罪，反而成全其义。这一笔的深意在于：驾驭的真谛不是把人才攥死在手里——关羽的心，曹操到底没有驾驭住——而是驾驭得住局面：人才可去，威望不失，信义之名反而传遍天下，令四海英雄归心。驾驭得住人，是手腕；驾驭得住人走之后的局面，是气度。
二是包容人才。人才多有棱角，领袖须有雅量。韩信在刘邦被围荥阳时伸手要王，近乎要挟，刘邦一时震怒，经人提醒便能咽下这口气、转而成全；对儒生郦食其，先倨后恭，一旦知其有才便改容相待。李世民之于魏征更是如此：魏征本是太子建成的旧属，归唐之后直言极谏，廷争面折，常让李世民下不来台，而太宗纳之容之，终成君臣际遇的千古佳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容不得人才的毛病和冒犯，就聚不起真正的人才。
三是培养人才。用才的过程，应是人才成长的过程：放手让他们管事做事，搭建平台让他们发挥所长、日渐成熟。曾国藩带幕僚，有一套“随侍身边历练——下放独当一面——择优提拔重用”的法子，李鸿章、左宗棠辈皆出于其门下，湘系人才半天下。
反面的教训是诸葛亮。他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皆亲览，自己不授权、不放手，下属无从历练，自己也累得油尽灯枯；对魏延始终疑而不用其谋，挫其锐气。结果是他在时蜀汉尚能支撑，他一去，“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不是蜀中真无人，是人才在他手里没长出来。不培养人才，是对事业最大的不负责任。
- （四）综合对照：善将将者与孤家寡人
把待人之道看得最透的，还是刘邦自己。汉高祖五年，他在洛阳南宫置酒，问群臣：我何以得天下，项羽何以失天下？高起、王陵答：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即以予之，与天下同利；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刘邦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高起、王陵说的是利益驱动，是方法；刘邦说的是人才根本，是待人——“三杰”之说站得更高，遂成汉得天下之定论。
后来他与韩信闲谈诸将之能，问：“如我能将几何？”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又问：“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刘邦笑：“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答：“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善将将”三个字，道尽了待人的全部要义：领袖不必事事强过部下，只须让强过自己的部下为己所用、甘心所用。将才统兵，帅才统将。韩信能将百万之兵，是将才的极致；刘邦善将将，是领袖的本位。谋士之谋、干将之勇、专家之能，各有其用；而统御这一切人才之才，才是领袖之才。
李世民则把这套道理从创业用到了治国。他曾与房玄龄、萧瑀议论隋文帝，先评其失：
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这个人的天性极其明察，心里却不敞亮。心里不敞亮，就有想不通的道理；过于明察，就对人对事多疑。他又自知皇位是从孤儿寡母手里夺来的，总疑心群臣内心不服，不肯信任百官，事事都要亲自决断——虽然劳心劳力，却未必件件都办得合理。朝臣摸透了皇帝这个心思，谁也不敢直言，宰相以下，人人只是顺着他的意思办事罢了。）
再看他自己的治法，恰是反其道而行：
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我的做法不是这样。天下这么大，百姓这么多，事情千头万绪，必须因事变通——政事都交给各有关部门商议，由宰相统筹谋划，办得稳妥妥当了，再奏报我颁布施行。怎么能把每天成千上万的政务，全交给一个人的思虑去独断呢？何况一天决断十件事，若有五件不妥当：妥当的固然好，那不妥当的五件又怎么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错误越积越多，不亡国还等什么？哪里比得上广泛任用贤良之才，自己居高远视、总揽大局，使法令严肃通行——这样，谁还敢胡作非为？）
他还说过一句总纲：
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选拔天下的人才，来办天下的事务；委派他们、责成他们各守其职，让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才智发挥出来——这样，差不多就合乎治理天下的道理了。）
并且通令各衙门：诏敕颁下后若有不妥当之处，必须上奏执争，不得顺着旨意就照办。一人勤政而天下不治，与群贤各尽其用而垂拱而治，两相对照，待人之道的高下立判。
反面的账，前文已陆续算过：项羽妒贤嫉能、有功不赏，一个范增都容不下；袁绍外宽内忌、用人多疑，谋士武将先后离心；李自成进京后驭下无方，骄兵劫掠而民心尽失；诸葛亮独任其劳而人才断代。待人之道不全，纵有一时的兵马地盘，终是孤家寡人，独木难支。
结语：五者互为表里——缺一不成领袖
五个要素讲完了，回头一看，它们从不是五件独立的行头，而是一副连体的筋骨，层层递进，又彼此制约：
没有胆识，眼光、才略再好，也只能做谋士——萧何、曹参是也；有胆识而无眼光，便是鲁莽的冒险家，撞得开城门，撞不开天下；有胆识、有眼光而无才略，宏大的构想永远停在纸面；三者齐备而没有意志，一遇挫折便半途而废——库罗巴特金是也；四者俱全而不会待人，终是孤家寡人，纵有拔山扛鼎之力，也敌不过人家的千军万马——项羽是也。
顺着这条链往下看，五要素其实是一把量尽天下人才的尺子：有眼光、有才略而独缺胆识、不敢承担最终后果的，是谋士——能为人出主意，不能替天下担责任，萧何、曹参、张良、陈平是也；有胆识、有才略、有意志，能独当一面，但眼光限于一域、不善将将的，是干将、是将才——韩信能统百万之兵而多多益善，却不能总揽全局、统御群将；才略中一门拔尖而其余平平的，是专家；有意志、能苦干而缺决断之才的，可为良吏良民。唯有五者俱全、且以待人之道统御以上诸才的，才是领袖——他不必事事强过人，却能让强过自己的人甘心为己所用。
一言以蔽之：胆识破局，眼光定向，才略成事，意志守恒，待人聚众。
最后还须说透两层意思，才不算把话说偏。
其一，领袖大体是天生的。这五样东西，根子都在禀赋：胆识之胆、眼光之锐、待人之量，多半与生俱来；后天历练能做的，是把已有的胚子磨亮、把天生的倾向用熟，而不是无中生有。禀赋决定的是上限，历练决定的是你能不能把上限兑现。把一块石头天天磨，磨不成玉；是块玉的胚子，不磨也终是璞玉——但不琢，终不成器。平台亦然：同样的领袖胚子，置于闾巷，便是一方之主；置于州郡，便是一方之雄；置于天下，便能搅动风云——环境决定的是舞台的大小，基因决定的是他上了台能不能压得住场。这不是说历练无用——玉不琢不成器，历练决定的是高度；但没有天生的根基，后天再怎么历练，也练不出领袖。所以这篇文章的意义，不在于告诉你怎么变成领袖——如果你不是那块胚子，看再多也白搭——而在于帮你辨认自己手里那块到底是玉还是石头。是玉，你知道该往哪个方向磨；是石头，你也知道该放在哪里，去做你擅长的事。
其二，领袖之才有通用底色，但登峰造极需要领域偏性——通用打底，偏向定顶。真有此禀赋者，换哪个舞台都能站稳——美国多少商界人物入主白宫，干得有声有色，恰是明证。但”能成功”与”能绝艳”是两回事：跨界者凭的是领袖的共性，登峰造极者凭的是领域的偏性。毛泽东早年入商业学校，不耐而辍学，一入政治却谋略天成，这是天才站对了地方。反过来，胡佛开矿经商、一战赈灾，组织之能举世公认，人称”伟大的工程师”，可一进白宫便进退失据，成了美国史上最平庸的总统之一——不是他没有领袖之才，而是他擅长的工程组织思维，在政治博弈的牌桌上没有对应的出牌方式。通用打底，偏向定顶：领袖之才有通用底色，领袖之极各有所属。
胆识开其端，眼光定其向，才略成其事，意志保其终，待人聚其众——五者缺一，英雄只是豪杰；五者俱全，方为杰出领袖。当年沛县城头，满城聪明人推让的那个位置，说到底，就是留给这五样俱全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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