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公公下地干活休息,我迷迷糊糊睡着,醒来看见公公朝树林走去

我嫁到周家村第六年,才真正看懂公公这个人。

他叫周长顺,今年六十一岁,话少,脾气也不算好。家里的鸡打翻了食盆,他会皱眉;天旱了,他会坐在门槛上抽一晚上烟;谁要是劝他少干点活,他总会摆摆手,说一句:“还没到躺着的时候。”

我丈夫周远在县城跑运输,一年到头忙得很,家里常常只剩下我和公公。

起初我和他相处得并不好。

他嫌我做饭咸,我嫌他管得宽。家里一块地该种玉米还是花生,两个人都能争上半天。可真遇到事情,他又总是第一个站出来。

去年冬天,我娘家母亲住院,是公公把家里刚卖粮的钱塞给我,嘴上却说:“借你的,明年还。”

我知道,他根本没打算让我还。

可他越是这样,我越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相处。

那天是农历五月,地里的麦子刚收完,西边那两亩玉米地还要重新翻土。太阳从早上开始就毒得厉害,风一吹,带来的不是凉意,而是滚烫的土腥味。

公公扛着锄头走在前面,我拿着镰刀跟在后面。

“爸,歇会儿吧。”我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再把这一垄弄完。”他头也不抬。

我看着他弯下去的背,心里有些不舒服。六十一岁的人了,腰已经不直,走路也慢,可只要地里还有活,他就像停不下来似的。

快到中午时,公公终于把锄头立在地边。

“去树底下坐会儿。”他说。

不远处有一片老树林,里面长着榆树、槐树和几棵歪歪扭扭的桑树。村里老人说,那片林子以前是河滩,后来河道改了,地就荒在那里。里面杂草很深,平时很少有人进去。

我跟公公走到树下,掏出水壶喝了几口水。

“你睡一会儿。”公公靠着树干坐下,“我去那边看看。”

“看什么?”

“随便看看。”

他说得含糊,我也没多问。昨晚周远打电话说车在路上出了点问题,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回来。我一夜没睡好,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刚靠上树干,眼皮就沉了下去。

迷迷糊糊间,我好像听到公公站起来的声音。

树叶沙沙地响,阳光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我想睁眼,却怎么都睁不开。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耳边突然传来一声乌鸦叫。我猛地惊醒,坐起来时,脖子已经酸得发僵。

“爸?”

没有人回应。

我朝地边看去,公公的锄头还立在那里,可人已经不见了。

就在这时,我看见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朝树林走去。

他走得很慢,手里还提着一个旧布袋。

我心里莫名一紧。

那片树林平时没人去,公公为什么偏偏在我睡着后往那里走?

我站起来,拍掉身上的土,悄悄跟了上去。

树林里比外面凉快许多,树冠压得很低,阳光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落在满是枯叶的地上。

公公没有回头,像是对这里的路极熟。他绕过一棵空心的老槐树,又拨开一丛半人高的蒿草,走到一块塌下去的土坡前。

我躲在一棵树后,屏住呼吸。

公公放下布袋,从里面拿出一只铁饭盒。

他先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蹲下来,用手扒开地上的枯叶。

那下面露出一块破木板。

我心里咯噔一下。

公公掀开木板,竟从里面拿出一只旧铁盒。铁盒已经生锈,边角还沾着泥。他打开盖子,把饭盒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放进去。

有几张照片,一本发黄的笔记,还有一块被布包着的手表。

我看不清照片上的人,只觉得公公的动作很轻,像是在整理什么极其珍贵的东西。

突然,他低声说:“老二,我又来看你了。”

我愣住了。

老二?

公公还有个弟弟,这件事我从没听说过。

他把手表放在铁盒最上面,久久没有盖上盖子。

“远子回来了,我没告诉他。”公公喃喃道,“不是不想说,是怕他知道了,心里过不去。”

我的手心渐渐冒出冷汗。

就在这时,脚下的一根枯枝突然断了。

“咔嚓”一声。

公公猛地转过身。

我们隔着几米远对视着。他脸上的血色一下子褪了,手还按在那只铁盒上。

“你跟来干什么?”他的声音很沉。

我张了张嘴,最后只说:“爸,您刚才说的老二是谁?”

树林里安静得只剩下风声。

过了很久,公公才慢慢坐到土坡上。

“是我弟弟,周长安。”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公公盯着那只铁盒,眼神一点点变得浑浊。

“我弟弟比我小三岁,小时候脑子受过伤,干不了重活,也不会跟人打交道。那时候家里穷,我爹娘觉得他是个累赘,后来就把他送走了。”

“送去哪儿?”

“县里的砖厂。”

我心里发紧:“他还活着吗?”

公公摇了摇头。

“没了。三十六年前,砖厂塌了一面墙,压死了七个人。他就在里面。”

他说得很平静,可手指却在微微发抖。

“那为什么家里没人提过?”

公公苦笑了一下:“因为没人去认尸。”

我怔在那里。

“当时家里连饭都吃不饱,谁有钱去县里?再说……我爹说,认回来也要花钱安葬,干脆就当没这个人。”

公公低下头,用手摸了摸铁盒上的锈迹。

“那年我二十五岁,刚成家,孩子也快出生了。我本来想去把他领回来,可你婆婆难产,家里又欠了一屁股债。我犹豫了几天,等我赶到县里,砖厂已经把尸体处理了。”

“那这盒东西……”

“是他的遗物。”公公说,“一块表,几张照片,还有一本识字本。那时候我偷偷从砖厂拿回来的,怕被我爹发现,就埋在了这里。”

我看着那块旧手表,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公公抬头望着树林深处,声音沙哑。

“我这些年每年都来几次,给他带点吃的,跟他说说话。你别笑话我,我知道他听不见,可我总觉得,他要是没个人说话,会更孤单。”

我摇了摇头。

“我没笑话您。”

公公看了我一眼,像是没料到我会这么说。

他沉默了一阵,把铁盒重新包好。

“这事别告诉远子。”

“为什么?”

“他性子直,知道以后肯定要问我,为什么当年不去救叔叔。”公公闭了闭眼,“我没法回答。”

“可这不是您的错。”

“不是我的错?”他忽然笑了一声,笑得很难看,“那时候我明明有机会去。就算借钱,就算跪下来求人,我也该去。可我怕家里穷,怕媳妇和孩子没饭吃。后来日子好起来了,我弟弟却已经没了。”

他把手背在眼睛上,许久没有放下来。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平日里硬邦邦的老人哭。

没有嚎啕,也没有声音,只有肩膀一下一下地抖。

我站在他身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只能轻声说:“爸,您以后别一个人来了。”

他慢慢放下手。

“你不怕?”

“白天怕什么。”我故意笑了笑,“再说了,您又不是来干坏事。”

公公也扯了扯嘴角。

那天回去以后,他什么都没再说。

晚上,周远打来电话,说车修好了,后天能回家。

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树林里的事告诉了他。

电话那头很久没有声音。

“爸不让我知道。”周远说。

“可你有权知道。”

“我不是怪他。”他的声音有些哑,“我只是突然觉得,我好像从来没真正了解过我爸。”

第二天傍晚,周远回来了。

他没有进屋吃饭,直接去了树林。

我和公公跟在后面。

夕阳已经落到山后,林子里的光线暗了下来。公公带我们走到那块土坡前,挖出铁盒,递给周远。

周远翻开那本旧识字本,第一页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

“长安要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周远低头看了很久,突然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公公站在他身边,嘴唇动了几下。

“远子,我不是故意瞒你。”

“我知道。”周远抹了一把脸,“爸,我只是心疼您。”

公公怔住了。

周远把铁盒抱在怀里,低声说:“以后别自己扛了。叔叔的事,我们一起办。”

后来,我们托人查到了周长安的埋葬地,又联系上了当年砖厂的老工人。那位老人已经八十多岁,见到铁盒里的照片时,颤抖着说:“这孩子等了很多年,终于有人记得他了。”

我们给周长安立了一块碑。

碑不大,字却刻得很清楚:

“周长安之墓,兄周长顺立。”

下葬那天,公公在碑前站了很久。

临走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放在墓前。

“小时候你最爱吃这个。”他说,“哥现在有钱了,以后想吃多少都有。”

风从树林那边吹过来,带着草木清苦的味道。

回家的路上,公公走得很慢。

我扶着他的胳膊,他没有推开,只是轻声说:“明霞,谢谢你那天跟过来。”

我笑了笑:“我不跟过去,您还准备瞒多久?”

他想了想,说:“大概……再瞒几年吧。”

“那可不行。”

公公低头笑了。

夕阳把我们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乡间小路上。

从那以后,公公偶尔还会去树林,但不再一个人。

有时带一壶茶,有时带几块点心。

而我也终于明白,那天我醒来时,看见的不是一个老人朝树林走去,而是一个背着三十六年愧疚的人,终于鼓起勇气,回头去找自己的弟弟。

有些人离开得太早,连一句告别都没来得及留下。

可只要还有人记得,他就不算真正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