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5日上午，上海黄浦码头，毛泽东登上“港申”轮，沿黄浦江查看港口。船头汽笛响起，两岸码头、仓库、吊机和往来船只逐渐向后退去。对这位长期在农村和战场上工作的领导人来说，上海港不仅是一处繁忙的水上通道，更是一面观察新中国城市治理能力的窗口。

陪同视察的上海港务局党委书记韩克辛，向毛泽东介绍了港口的变化。上海开埠以后，码头和仓库长期被英、美、日等外商资本控制，深水岸线和重要泊位往往掌握在少数公司手中。民族资本虽有经营，却始终受到挤压，难以摆脱依附地位。

上海解放后，官僚资本被接收，港口管理权回到人民手中。港务部门改进设备，整顿作业秩序，港口吞吐量逐步提高。毛泽东听得很细，不只问数字，还不断询问码头归属、仓库使用和船舶调度等具体问题。

轮船行至高阳路码头，韩克辛告诉他，这里原是英商公和祥码头，1875年开业，在上海港经营多年。毛泽东随即追问，解放前外商码头究竟占据怎样的位置，解放后又是怎样处理的。

这个问题，牵涉的不只是几座仓库。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部分外商已经转移资金和设备，留下的多是难以搬走的建筑、机器。新政权接管港口后，没有把所有问题简单处理，而是结合不同情况采取办法。美国政府冻结中国在美财产后，中国政府相应征用美国在华财产；对其他外商码头，则取消原有特权，纳入上海港统一管理。

外商经营权被削弱，码头业务却不能停摆。经过谈判，一些外商提出转让资产，相关债务和设备问题也被一并纳入处理范围。到1954年，上海港大部分外商码头和仓库已经转由上海港务局统一经营。

毛泽东听完，问得很直接：“这样转让，对我们是吃亏，还是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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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克辛回答：“有利。”

毛泽东点头说：“转让这个办法好。”

这句问答看似简短，背后却是一个十分现实的治理难题。港口是生产资料，也是涉外经济场所。既要收回主权，又要保证航运继续；既要改变旧有特权，又不能让码头陷入停顿。能否把旧资产接过来、管起来、用起来，才是判断政策成效的关键。

毛泽东随后问到私营航运业的改造情况。上海部分私营轮船公司从1953年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到1955年前后，私营航运、码头和仓库的改造已基本完成。私方人员并非一律排斥，而是按能力和专长安排，有的进入行政管理岗位，有的继续从事技术和业务工作。

毛泽东特别强调，处理这类事情一定要讲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能只看资产归属，还要考虑生产能不能发展，人员能不能使用，企业能不能稳定运转。这个要求，贯穿了当时许多城市接管和改造工作。

江面上的视察，还出现了一个小细节。毛泽东走到信号员身边，询问他读过几年书，能不能看懂报刊。信号员回答说，普通报纸能够阅读，但继续学习有困难。毛泽东鼓励他：“不懂就学嘛，学会了就不觉得困难了。”

对港口工人而言，技术、文化和管理经验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新中国接手的是一套带有旧时代烙印的城市工业体系，干部需要从农村工作转向城市管理，工人也需要在新的制度下掌握更复杂的设备和流程。毛泽东对韩克辛说，从农村转到城市是大转变，困难多，就要努力学习。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再次在上海停留，视察江南造船厂和申新九厂。两家工厂，一个代表国家工业基础，一个体现民族工商业改造，恰好构成了观察上海工业变化的两个切面。

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是江南制造局，创建于晚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军事工业企业。毛泽东在船体车间察看设备和工人操作，又来到潜水艇总装台。当时，工厂正在总装中国第一艘中型鱼雷潜艇，技术来源于苏联，图纸和生产方法需要边学边掌握。

陪同人员表示，不但要学会，还要超过。毛泽东点头赞许：“要有这种勇气。”这并非一句空泛的鼓励。对于当时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来说，引进技术只是起点，真正困难的是把外来的图纸、设备和工艺变成自己的生产能力。

离开江南造船厂后，毛泽东来到刚完成公私合营的申新九厂。厂主荣毅仁此前曾邀请他来厂视察，毛泽东见面便说：“你不是要我来吗？今天我来了。”

他在车间里看得很仔细，询问合营后的生产情况，也同纺织工人握手交谈。申新九厂的变化说明，公私合营并不等于把原有经营经验全部抛开。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发挥资方代理人的作用，让熟悉企业的人继续参与管理，同时处理好工人与资方人员之间的关系。

从黄浦江上的码头，到船厂的潜艇，再到纺织厂的机器，毛泽东关注的始终不是表面的热闹，而是接收之后怎样经营，改造之后怎样生产，干部和工人怎样在陌生领域中逐步成为行家。港口转让究竟是否有利，也正是在这些具体而繁琐的工作里，显出真正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