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各方争夺的关键地区。中共中央很快作出挺进东北的部署，从关内抽调部队和干部北上。山东军区承担的任务尤其重，先后抽调约6万名部队出关，几乎占山东军区主力的相当部分。
兵力过去了，干部也必须跟上。东北地域辽阔，部队来源复杂，原有建制不同，地方武装、主力部队和新编队伍交织在一起。能不能把这些力量拧成一股绳，靠的不只是勇敢，还要有真正独当一面的军事主官。
许世友恰恰属于这种将领。
他长期在红四方面军和山东部队中带兵，打硬仗经验丰富，既能指挥主力，也熟悉地方作战。更重要的是，他在胶东军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指挥体系，部队对他熟悉，命令传达下去，往往能够迅速变成行动。
因此，许世友曾有三次机会调往东北。
第一次出现在1945年9月。中央要求罗荣桓、肖华等人率山东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赴东北，同时考虑调许世友、周赤萍、刘西元等干部同行。这个安排并不奇怪，山东军区需要向东北输送的不只是士兵，还包括能够主持一方工作的军事干部。
但当时山东方面对本地局势仍有自己的判断。胶东靠近海岸，青岛、烟台一带形势复杂，国民党军和美军舰艇活动不断。9月11日，美军舰队进驻青岛，随后在烟台外海活动，外界一度担心敌军强行登陆。
许世友当时正忙着部署防务。警备部队、第五师、第六师以及地方武装，都需要统一调度。山东方面认为，胶东不能在这个时候失去一名熟悉全局的主将，因而没有同意这次调动。
有意思的是，第一次没有成行，并不代表东北不需要许世友。随着部队陆续抵达，东北战场很快暴露出另一个问题：兵力增加很快，能够跨建制指挥部队的干部却远远不够。
1945年11月，罗荣桓再次向军委建议调许世友赴东北，并设想由袁仲贤代理胶东军区司令员，宋时轮协助主持工作。此时，东北国民党军已经从山海关、营口等方向展开进攻，辽西多地接连失守，北宁铁路锦州至山海关一线也受到影响。
战场不会等人。
不同部队之间联络不畅，指挥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一些战斗没有形成合力。罗荣桓逐渐认识到，东北最缺的不是单个团长、师长，而是能在复杂局面下调动多个部队、处理全局的军事将领。
有人劝许世友北上时，他曾表示：“胶东的仗还没有打完，不能说走就走。”这句话未必是原话，却准确反映了当时的现实：胶东并非平静后方，而是山东军区必须守住的一块战略区域。
1945年11月，国民党第八军海运抵达青岛，随后沿胶济铁路向胶东推进。山东主力大部已经开赴东北，留在当地的兵力明显减少。许世友只能继续留在胶东，指挥第五师部分部队和南海军分区独立团，在蓝村、城阳一线阻击来犯之敌。
这场反击并不轻松。部队既要对付沿铁路推进的国民党军，也要清除铁路附近仍被日伪军控制的据点。许世友采取集中兵力、分段打击的办法，连续作战，逐步稳住了胶东局面。至1946年1月，相关战事才基本结束，部队歼灭敌军三千余人，阻止了国民党军进一步深入根据地。
第三次调动，发生在1946年1月。
东北方面准备整合原有机构，成立南满军区。最初的安排是程世才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但南满军区下辖部队多、战事紧，程世才还兼任第三纵队司令员，难以兼顾全局。罗荣桓因此再次提出，希望许世友出任南满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改任副司令员兼纵队司令。
从资历和作战经历看，这一安排有其合理性。许世友担任军级主官较早，程世才也出身红四方面军，彼此有长期共事的基础。南满部队中又有部分山东胶东部队的底子，许世友若前往，确实便于上下衔接。
遗憾的是，胶东战事刚刚缓和，许世友仍无法立即脱身。一个司令员能不能调走，不能只看哪里更需要名将，还要看原来的防区是否有人接得住。东北缺许世友，胶东同样不能没有许世友。
后来，东北战场形成了新的指挥格局，许世友则继续留在山东，率部参加解放战争。三次调动没有实现，并非他不愿北上，也不是东北方面不重视他，而是1945年至1946年的山东与东北，都处在不能轻易抽走主将的关口。
如果当时许世友去了南满，他或许会在本溪、四平以及后来的临江作战中发挥作用；但在另一面，胶东可能因主将离开而出现指挥空档。历史的复杂之处正在这里：一名将领没有出现在某个战场，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参与那场大局，只是被另一处更紧迫的战事牢牢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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