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后，北京鸿宾楼，一场由统战部门安排的宴会正在举行。刚获特赦不久的沈醉走进会场，与一位站在门口迎客的人握手时，忽然觉得面熟，却怎么也想不起对方是谁。
那人正是廖沫沙。两人寒暄几句，沈醉仍没有认出他。直到席间气氛渐浓，沈醉才忍不住问：“我们以前见过吗？”
廖沫沙笑道：“见过。”
“什么时候？”
“二十年前。”
“在哪里？”
“重庆红岩村。”
这几个字一出口，沈醉的记忆立刻被拉回抗战时期。那时，红岩村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廖沫沙在《新华日报》工作，沈醉则在重庆军统系统任职。双方身份不同，彼此之间隔着严密的监视与防范。
1943年，廖沫沙曾借《史记》中孟尝君的故事，写下讽刺现实的《咸阳游》，文章通过审查后，报纸一经刊出，便引起进步人士的注意。军统特务频繁跟踪《新华日报》人员，廖沫沙对此当然心知肚明。
廖沫沙提醒沈醉，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破裂，沈醉曾奉命前往红岩村，要求八路军办事处限期撤离重庆。那次见面，廖沫沙对他说过一句话：“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沈醉这才完全想起眼前的人。他当年或许没有亲自执行每一次监视，却身处那套机构之中。多年以后，一个曾经被防范的人，一个曾经代表军统出面的人，竟然坐在同一张饭桌旁。
廖沫沙没有把旧账带进宴席。他对沈醉说，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交朋友，并直截了当地问：“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沈醉连声答应。那一刻，宴会不再只是一次礼节性的聚会，也成了两个旧日对手重新认识彼此的机会。后来，两人又同为全国政协委员，开会时常坐在一起。有人问廖沫沙是否早就认识沈醉，他只说：“情况会变化，后来他已经是我的朋友了。”
有意思的是，沈醉随后还在一次新春茶话会上，遇到了另一位“老熟人”。对方坐到他身边，笑着说：“你不记得我了，可是我记得你。”
这个人叫徐冰。几十年前，徐冰曾被吴景中介绍给沈醉。那时，吴景中声称对方是自己的老同学，并提出可以接触。沈醉把情况报告上去后，军统方面安排宴请，甚至由沈醉亲自驾车前往接人。
然而，徐冰并不知情，也不愿被强行带去赴宴。他当场质问沈醉，随后转身离开。沈醉身穿军装，腰间佩枪，这场所谓的“请客”最终不欢而散。
多年以后，徐冰主动提起此事，沈醉才把记忆拼接起来。他试探着问：“您是不是姓徐？”徐冰笑着承认身份。沈醉连忙致歉，徐冰却说，旧事已经过去，如果在饭桌上赔罪，反倒应该罚酒。
徐冰之所以重新谈起往事，是因为读过沈醉撰写的回忆文章。他认为，军统当年的办事方式，本就应该如实留下，让后人知道那些机构怎样运转，人物又怎样被卷入其中。
真正让沈醉难以释怀的，是后来与韩子栋的通信。韩子栋是《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曾被关押多年，1947年8月18日从重庆逃出，抵达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沈醉还曾为韩子栋出具证明，说明他在狱中没有叛变。
1983年10月，韩子栋从贵州来信，希望得到沈醉所写的《我的三十年》。沈醉寄书时，在信末写道：“敬请韩老指教。”不久，韩子栋回信说，过去的事不必再提，还表示如果沈醉到贵州，愿意到车站迎接。
1984年10月12日，韩子栋来到北京沈醉家中。两人此前从未真正见过面，却凭着照片认出了彼此。沈醉手中的拐杖落在地上，两位老人相拥而泣。
后来重游渣滓洞时，韩子栋在纪念册上写下“渡尽劫波兄弟在”，沈醉接写“相逢一笑泯恩仇”。有人不解，问韩子栋为何与沈醉成为朋友。他纠正道：“不只是朋友，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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