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冬，江西遂川县城，陈正人接到毛泽东交给的一项任务：把刚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稳住。那时的他还不到30岁，却已经在万安斗争中显露出组织群众、建立政权的能力。
万安暴动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行动。陈正人参与组织后，建立了江西较早的县级苏维埃政权，为后来开展土地革命积累了经验。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遂川后，很快注意到这个年轻干部，遂将他调来主持地方工作。
遂川的局面并不轻松。旧势力尚未清除，群众对革命队伍也有观察和疑虑，政权稍有松动，便可能被敌人重新夺走。陈正人没有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深入乡村，发动农民，组织地方武装，推动打土豪、分田地等工作逐步展开。
有一次汇报时，毛泽东问起地方上的情况，陈正人没有只讲成绩，而是把群众顾虑、武装力量和粮食困难一一说明。毛泽东听完后说：“做群众工作，不能只看眼前声势。”这类朴实的交流，成为两人合作的重要基础。
1928年1月，遂川、万安等地的革命干部和井冈山部队举行联席会议。陈正人参与了大量联络和准备工作，毛泽东也在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游击战争经验，形成“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原则。后来常被概括为“十六字诀”，成为红军在艰苦环境中保存力量、寻找战机的重要方法。
陈正人的价值，还体现在处理地方关系上。井冈山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他们熟悉山地，拥有群众基础，也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对于刚到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而言，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直接关系到根据地能否站住脚。
毛泽东没有简单采取强硬办法，而是让陈正人去做沟通工作。陈正人多次深入两支部队，向他们说明工农革命军的目标，也认真了解他们的处境。他讲得很实际：“队伍要有粮，百姓要有田，大家不是为了争个高低。”这番话未必华丽，却让双方逐渐建立起信任。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袁文才、王佐对工农革命军的态度发生变化，井冈山根据地的力量得到整合。陈正人没有在战场上留下显赫战绩，却通过联络、组织和群众工作，为红军登上井冈山、站稳脚跟提供了关键帮助。毛泽东后来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时，提名陈正人担任副书记，正是对其能力的认可。
井冈山也是陈正人的婚姻起点。1928年，他与彭儒结为夫妻。彭儒早年参加革命，曾参与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后来随部队来到井冈山，是红军早期女战士之一。两人结合，不只是个人生活的安排，也意味着在长期动荡环境中共同承担风险。
红军主力长征时，陈正人因肺病严重，无法随队行动，只能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他与彭德怀等人带领不足千人的部队，在敌军重兵围堵下周旋。井冈山失守后，陈正人并没有离开群众，而是转入基层，重新组织游击力量。
那段日子极为艰苦。肺病使他呼吸困难，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他仍依靠地方关系开展工作，连接分散的游击队，寻找敌军薄弱环节。经过连续作战，红军一度重新夺回井冈山部分地区。这种能力，既来自军事判断，也来自多年经营的群众基础。
1937年，陈正人到达延安。毛泽东特意在家中备饭，为他接风。陈正人身体已经很差，仍被安排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后来又负责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工作。对一个长期从事基层斗争的干部而言，这些岗位考验的是把政治工作落到组织和群众之中。
解放战争时期，陈正人奉调东北。起初，他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但很快判断，自己更熟悉地方发动和根据地建设，便主动请求转任吉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吉林不是单纯的后方，它承担着粮食、兵员、交通和工业保障等任务。陈正人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使吉林逐渐成为东北战场的重要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陈正人回到江西，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治委员，随后又出任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农业机械部部长等职。无论在地方还是部门，他身上始终带着井冈山时期形成的作风：少讲空话，多问实际，遇到困难先找组织和群众的力量。
遗憾的是，陈正人在晚年受到错误批判，身体状况也持续恶化，于1972年4月6日病逝，享年65岁。彭儒一直陪伴着他，直到2010年去世，享年97岁。
陈正人的家庭后来也延续了不同领域的事业。小儿子陈洪生曾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20年，保利集团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位列第191位。一个出身井冈山革命家庭的后代，后来参与大型企业建设，这段经历与陈正人早年在山乡中组织群众、建设根据地的道路，隔着数十年，却都离不开“把事情做起来”这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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