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甘肃安西县红柳园子，西路军左支队被追兵逼入戈壁，刘雄武、陈智才、钟立彬等指挥员，带着不足千人的队伍，迎来了西征途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
红柳园子并非险要名城，只是甘新交通线上一处荒凉驿站。几间土屋，几道沙梁，便是这支疲惫部队能够利用的全部依托。对西路军而言，这里既是通往新疆的要道，也可能是最后的生路。
自1936年冬进入河西走廊后，西路军先后经历高台、倪家营子、梨园口等战斗。部队在严寒、缺粮和连续作战中不断减员，原有两万余人的队伍，到了祁连山和安西一带，已经所剩不多。
1937年4月，左支队经过四十多天跋涉，从祁连山走出。战士们衣衫破旧，脚上裹着布条，许多人连完整的枪支都难以保全。安西一带土地贫瘠，百姓也长期受兵灾困扰，但仍尽力拿出小麦、黄米、胡麻油和牲畜接济红军。
这点粮食，解不了燃眉之急。
为了寻找补给并打通西进道路，左支队曾决定攻取安西县城。侦察所得的消息显示，城内守军不多，防务相对薄弱。4月24日晚，部队从县城西南方向发起攻击，先头部队刚接近城墙，便遭到猛烈火力压制。
很快，红军发现情况已经变化。原本空虚的安西城内，已有马步芳部援军进入，守军人数和火力远超预料。强攻继续下去，只会让部队陷入更大危险。指挥部随即下令撤离，主力转向王家屯、白墩子一带，准备摆脱追击。
但敌军没有给他们喘息时间。
马家骑兵依靠速度，在沙地上反复冲击。西路军只能凭借沙丘、沟壑和土墙构筑简易阵地，边打边退。战士们把有限的子弹留给近距离目标，手榴弹则用来阻挡骑兵突进。枪声在空旷戈壁间回荡，伤员和弹药都成了难以带走的负担。
退到红柳园子时，左支队首长作出决定：利用沙丘坚守，争取天黑后向西北方向转移。有人提出，敌军数量太多，继续停留十分危险。指挥员回答：“守住这里，部队才有机会走出去。”
这不是豪言，而是当时最现实的选择。
激战持续后，红军弹药迅速减少。敌军骑兵一次次压近，战士们用步枪、手榴弹和大刀反复打退冲锋。部分阵地被突破，部队开始分散。能够继续射击的人，留下掩护；没有弹药的人，则尽量携带伤员向戈壁深处撤退。
在这场战斗中，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参谋长刘雄武、第八十九师政治部主任陈智才，以及西路军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钟立彬等干部牺牲，另有一百多名指战员倒在红柳园子的沙丘之间。后卫部队与主力失去联系，战场很快被烟尘和马蹄声吞没。
刘雄武的经历，尤其令人惋惜。他早年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排长，1928年因不满反革命屠杀而率部起义，转入红军。中央苏区反“围剿”期间，他先后担任重要军事职务，后来出任赣南红二十三军军长。
长征途中，刘雄武还曾在红九军团任作战科长，承担侧翼和后卫任务。这样的岗位，意味着部队撤退时要顶在后面，主力前进时要设法拖住敌人。他熟悉战场，也善于在兵力不利时寻找突破口。
红柳园子一战，他没有等来突围的机会，年仅33岁便牺牲。熟悉他的战友认为，以他的资历、能力和战斗经历，如果能够活到新中国成立后，授予中将军衔并非没有可能。这种说法不是正式授衔结论，却反映出部队对他的评价。
当夜及随后两天，部分西路军指战员沿甘新公路和电线杆方向向西北转移，最终抵达星星峡，并在接应下进入新疆。留下的人，则永远埋在安西戈壁。后来，这里被称为西路军最后一战的发生地。
今天所见的瓜州大地，早已不是旧日飞沙走石的模样。可是红柳园子的沙梁、戈壁和旧驿道，仍保存着那场战斗的空间印记。纪念塔上“西路军最后一战纪念塔”的题字，也把刘雄武等人的姓名，留在了这片沉默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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