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5日，陕西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之间的局面，突然被一架飞机改变。张学良没有召开公开会议，也没有等所有将领表态，便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

这一步看似仓促，背后却不是一句“年轻冲动”能够解释的。西安城内，各种力量已经绷到极点，扣押蒋介石容易，怎样把他安全放走，才是真正棘手的难题。

张学良当天把杨虎城叫到公馆。杨虎城原以为他改变了主意，赶到后才发现蒋介石正在准备出发。事情来得太快，杨虎城来不及重新部署，只能陪同前往机场。

临行前，张学良交给杨虎城一份手谕，大意是自己离开陕西后，若发生意外，请杨虎城和于学忠负责指挥各部。杨虎城没有事先同意，周恩来也没有得到通知。东北军卫队营长孙铭九急忙去找周恩来，但周恩来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

周恩来后来感叹，张学良仿佛把事情办成了一出旧戏，既要“送走”蒋介石，又要亲自承担责任。这句评价带有明显的惋惜，却也点出了张学良当时的心理：他相信只要自己承担风险，就能把危局压住。

问题在于，西安的局势并不只由张学良个人决定。发动兵谏的少壮派军官，普遍要求抗日，部分人甚至主张处决蒋介石。蒋介石被扣押后，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正式保证，放人等于放虎归山。

杨虎城的态度也比张学良谨慎。12月24日晚，两人曾发生争执。杨虎城担心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追究责任，张学良则表示，西安事变由自己负责。两人的分歧，已经不是普通的意见不合，而是对国家走向的不同判断。

当时，张学良在西安城内主要依靠警卫部队，杨虎城则掌握着西安周边的第十七路军。少壮派一旦失控，张学良未必能够完全约束。拖延越久，南京方面的军事压力越大，西安内部也越容易出现新的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选择把蒋介石送走，至少有三层考虑。其一，避免少壮派自行采取极端行动，使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失去保障；其二，恢复蒋介石作为全国最高军事领袖的权威；其三，借亲自陪送的方式，把西安方面提出的抗日要求带到南京。

张学良曾向身边人解释，不能只把蒋介石“放回去”，还要替他保全面子。蒋介石若以被迫屈服的姿态回到南京，何应钦等人很可能继续推动军事解决，地方实力派也可能趁机起事。那样一来，西安事变就可能从内部冲突扩大为全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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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1日，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明确谈到，假如没有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去这一举动，西安事变就不可能和平解决。这个判断并不是替张学良的全部做法背书，而是指出了当时的现实：蒋介石必须安全离开西安，南京方面才有可能停止大规模军事进攻。

当然，张学良的判断也存在重大失算。他以为自己陪同蒋介石回南京，再通过认错和担保，可以换来对方履行承诺，然后返回西安。可是，飞机抵达南京后，张学良很快被扣留。蒋介石没有按照原先设想释放他，张学良由此失去了对东北军的直接控制。

张学良离开西安后，东北军内部迅速失去主心骨。1937年2月发生的“二二事变”，使东北军内部矛盾公开爆发，王以哲遇害，部队关系进一步恶化。随后，东北军被分化、整编，原本由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形成的合作局面也受到冲击。

杨虎城同样没有得到安全保障。抗战爆发后，他曾多次请求回国，后来自行回国，仍被长期控制。西安谈判中形成的有关安排，也没有完整落实。张学良原本希望以个人行动促成政治兑现，结果却把自己置于对方控制之下。

把这一切都归结为“少帅幼稚”，并不全面。张学良二十四岁时就卷入郭松龄反奉，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他宣布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他率东北军入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率部退入关内。这样的经历，不能简单套用纨绔子弟的评价。

更准确地说，张学良有果断，也有政治判断上的理想化。他高估了个人承诺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也低估了蒋介石对军政控制和自身安全的重视。护送蒋介石回南京，既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一环，也是他个人命运急转直下的起点。

从1936年12月被扣押，到1990年获得较充分的人身自由，张学良前后失去自由约五十四年。那一天机场上的决定，改变的不只是两个人的去留，也改变了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国共关系此后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