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上海一户普通人家的户口本上，少了一个孩子的名字。这个孩子叫戴以宏，年仅6岁。与此同时，他的母亲郑锡英正带着两个孩子，准备经香港前往台北。一次户籍上的变故，让一家人从此隔着海峡，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这件事的背景，要从戴笠身后留下的家庭说起。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作为军统系统的重要人物，他生前树敌不少，死后家属的处境也变得格外复杂。戴笠原配毛秀丛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戴藏宜身上，可这个儿子早已习惯了优渥生活，也沾染了父亲留下的权力圈子。
1940年，戴藏宜与郑锡英成婚，后来育有三男两女。戴藏宜曾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任职，获得少将军衔。随着局势急剧变化，他带着家人从浙江江山出逃，辗转福建，途中又因担心身份暴露而折返回乡。
这次仓促返回，并没有改变他的选择。1949年9月，戴藏宜被捕。1951年，他经过公审后被处决。郑锡英失去了丈夫，也失去了原先赖以维持生活的家庭支柱，几个孩子的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
她带着孩子来到上海时，身上只剩下几块银元。过去的官太太身份没有任何用处，弄堂里的柴米油盐却一样不能少。她替人洗衣、做饭，能接什么活就接什么活，靠微薄收入养活孩子。
有意思的是，真正伸手相助的，竟是戴笠生前的旧相识范娟理。那时，范娟理已经在上海仁济医院任护士长。郑锡英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站在医院走廊，范娟理起初几乎没有认出她。
“先住下来，别急着想别的。”范娟理这样劝她。
在这位旧识的帮助下，郑锡英获得了一份护理杂务工作，母子几人也在职工宿舍里分到半间住处。生活谈不上宽裕，却终于有了落脚之地。对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来说，这已经是极难得的转机。
然而，台北方面并没有忘记这个家庭。1953年，蒋介石在士林官邸召见毛人凤，要求设法把戴笠的家属和后代接到台湾。公开理由是照顾旧部遗属，实际动机则远比一句“关怀遗孤”复杂。
戴笠死后，外界长期流传着各种猜测。蒋介石此时安排其家属赴台，既有安抚旧部的意思，也有借此表明态度、稳定人心的考虑。毛人凤接令后，很快通过潜伏人员找到郑锡英一家，并为他们办理前往香港的手续。
偏偏就在临行前，戴以宏的户口出了问题。手续无法及时补齐，孩子只得暂时留下。郑锡英带着另外两个孩子离开上海时，恐怕不会想到，这个“暂时”，竟然延续了几十年。
抵达台北后，毛人凤亲自到机场迎接，母子几人被安排住进阳明山一处小院。蒋介石接见他们时，还特意换上中山装，与他们合影。照片留下了，两个孩子也被送入军校，郑锡英则获得了固定抚恤。
表面看，戴笠遗属有了安置；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并不自由。出门需要报备，书信受到检查，与大陆亲属保持联系也十分困难。所谓照顾，带着明显的政治意味，母子几人既是被保护者，也始终处于被观察之中。
留在上海的戴以宏，则被交给潜伏人员陆秉章照看。三年后，陆秉章因身份暴露被捕，孩子再次失去依靠。后来，戴以宏被送进孤儿院。这个由宋庆龄参与资助、并得到国际福利组织援助的机构，反倒给了他较为稳定的成长环境。
他在那里读完小学，随后被分配到安徽棉纺厂工作。青年时期，他响应到农村和边疆参加建设的号召，调往枞阳县农场，做过拖拉机手，也干过修理工。没有显赫家世的庇护，他只能靠双手站稳脚跟。
特殊时期，戴以宏才得知自己的身世。有人试图拿“戴笠后人”做文章，他平静地说：“我九岁就进了孤儿院，是政府把我养大的，我连戴笠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这句话并非推脱。对他而言，戴笠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真正抚养他长大的，是孤儿院、工厂和农场里的日子。由于平时工作踏实，他最终没有受到更严重的牵连。后来，他在安徽成家，妻子也是农场女工，安徽逐渐成了他真正意义上的家。
直到1991年，两岸往来逐步增多，郑锡英才等来分别多年的孩子。那时她已经白发苍苍，行动需要拐杖，却一直没有放下对大陆儿女的牵挂。戴以宏和戴眉曼抵达台北时，母子几人终于再次见面。
郑锡英不停埋怨当年不得不把孩子留下，兄妹则紧紧握住她的手。戴以宏短暂停留后返回安徽，因为那里有妻子、孩子，也有他半生劳作留下的生活。几十年前，一本户口簿让他留在大陆；几十年后，故土已经成为他无法割舍的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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