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市长
毋庸置疑，战争彻底改变了鲁昂人的生活。许多市民为了逃命，宁愿放弃世代遗传下来的房屋和田产。但也有那么一些人，出于种种原因，选择留了下来。诺贝古估计后一种人的数量在6月8日之后达4万之多。这其中有位名叫莫里斯·普瓦松的大人物。作为鲁昂市的副市长，普瓦松留下来纯粹是放不下肩上的责任。整个8号晚上，他不停地穿梭于塞纳河两岸，向军官们了解难民的状况。当普瓦松来到布瓦勒迪厄桥边的码头清理难民的废弃物品时，他看到一部分民众又过桥折返北岸，上去问询得知这些人愤于国破家亡，自愿回前线和军队并肩战斗。深受感动的副市长在回忆录中写道:“军事当局可能不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当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居然有平民开着车回到前线，他们只想狠狠打击侵略者，为死去的亲人报仇。”
一些市民自愿跟随军队抗击侵略者。图为协助法军通讯小组的自愿者。
干完手头的工作后，普瓦松回到市政厅。在政府要员纷纷南撤的情况下，这里暂时由他负责。大约9点20分，秘书报告和市长一行人取得了联系，普瓦松拿起电话，耳机那头传来乔治- 梅塔耶熟悉的声音，梅塔耶告诉普瓦松、他现在正躲在市立植物园的橘林中。这时，外面传来炮弹爆炸声，办公室靠市政广场一侧的玻璃被震碎。普瓦松连忙扔下电话趴倒,好一阵才探出头，发现德军坦克已经出现在广场上。他捡起通话器，向市长报告了刚才的情况，市长建议自己的副手趁着道路还没有被切断的时候赶快同他会合。普瓦松的回忆录记载了这次通话的内容:
“德军已经出现在市政厅周围”，我对他说。
"有多少人?”
“刚刚过去了几辆坦克，后面有跟进的摩托车，敌机不分皂白地扫射广场周围的难民和军人，我们的士兵仍在坚持抵抗。您应该能够听到这边交火的声音。”
“你快点走小路来和我们回合”“不行，我……”
通讯戛然而止，电话线已被切断。
普瓦松感到逃命的时候到了，他可不想白白送死，活下去比什么都强。现在最近的去处就是这幢建筑的地下避难所。副市长飞快地冲下楼。击中市政厅外墙的坦克炮弹把楼梯震得直摇晃，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但这些挡不住普瓦松求生的步伐。一路狂奔冲进避难所后，眼前的景象让普瓦松汗颜:狭小的空间里如同塞沙丁鱼罐头般挤了500多人。人群中有平民也有军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弱病残，也有一些失去抵抗意志的士兵，正在你一句我一句地谈笑风生，看起来情绪相当不错。这种和平时期人人引以为耻的现象在战争期间司空见惯，诺贝古评论道:“战争是如此可怕，即使那些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也会在义务和恐惧之间摇摆不定。一些军人会抗战至死，而另一些人则想放弃,这再正常不过了。”
鲁昂人民的父母官莫里斯·普瓦松
时间一点点过去，普瓦松在这沉闷的避难所里愈坐愈不踏实。为打发无聊的时光，副市长默数着头上爆炸的炮弹。慢慢地，他发现炮弹的间隔越来越长，明白战斗快要结束了。普瓦松不禁对这座城市的未来忧心忡忡。作为唯一留下来的副市长 --鲁昂的其他4名副市长早已逃之夭夭--他相信自己将在城市功能的恢复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想到今后还有安置难民，军队复原等大量工作等着自己去做，普瓦松觉得自己应该出去和德国人取得联系。
虽然在今天看来，普瓦松的举动无疑是“法奸”行为，说是通敌也不为过;但在当时，相当多的政府人员认为战争的失败已不可避免，当局只有选择同占领军“合作”暂避锋芒,为祖国的复兴集聚力量。凡尔登的英雄贝当元帅宣称:“法兰西的复兴只能通过她的子孙承受苦难来获得。”藏身避难所的普瓦松正是本着“承受苦难”的精神作出如此决定。客观上讲，那帮时常忍受德军指手划脚的维希官员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法国公民的利益。这都是后话。
言归正传。普瓦松顺着楼梯来到了市政厅底层，他后来承认，受之前的宣传和流言影响，当时自己心里七上八下，十分紧张，生怕一出去就被德军毙了。揣揣不安的普瓦松走出市政厅后发现广场上到处是穿灰色制服的德国兵。一名军官过来用半生不熟的法语询问他的身份，在获悉眼前这名不起眼的中年人竟是鲁昂副市长时，德国军官忙联系指挥部。很快，一辆挎斗摩托出现在普瓦松面前，军官要他乘车前往指定地点。一路上，普瓦松不时零距离接触德军的步兵和坦克分队,“这些德国小伙个个步伐稳健、精神抖擞，他们壮盛堂皇的军容让人肃然起敬。
我确信，那些关于德军嗜血残暴的传闻只是一家之言。”摩托全速驶过圣-玛丽喷泉，在纳沙特路和博瓦森广场接合处停了下来。一名德军总参谋部的高官正在那里等候,“在埃杜面包店前面，放置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一台打字机，以及地图和纸张。桌旁边坐着两名秘书，他们正在给信使写东西。那些都是将军的命令。”随后，普瓦松被带到那名军官面前，军官递过一张军用地图，要这位前副市长告诉他“有关鲁昂的一切”。普瓦松发现德国人把鲁昂的郊区也划到了市区范围内，当然他不会也不敢有异议。
贝当元帅。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截然不同的表现，使他成为一位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
他费劲地通过翻译解释了40分钟，德国军官勉强得到想要的答案。接着，军官招呼另一名军官走到普瓦松面前，眼睛直直地盯着他说了一大段德语。普瓦松对这番情景感到很意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场面变得有些尴尬。翻译忙凑过来告诉前副市长，征服者已任命他管理鲁昂市的21个居民区。同时指派克虏伯少校为鲁昂军事管制期间的最高行政长官。在得知身旁的军官就是克虏伯少校后，普瓦松礼貌性地伸出右手。当两人手握在一起的瞬间，周围掌声响成一片，旁边迫不及待的德国宣传部门人员的快门也闪个不停，普瓦松无奈地抿起嘴角，此刻自己该是觉得高兴还是耻辱呢?
法德合作
寒暄几句后，克虏伯向普瓦松分配了第一个任务:降下市政厅的法国国旗升起纳粹旗帜。接受任务的同时，普瓦松向上司透露，那里的地下还有好几百人需要救助。少校向他表示，德军目前还没有救济平民的安排。克虏伯顿了顿，强调国防军会按照《日内瓦公约》对待放下武器的军人，并劝这位新的法国同僚尽快叫这些士兵出来投降，如果等到党卫军进城，他将不能保证法军降兵的生命安全。
普瓦松提出德军同样要保证非武装人员的安全，克虏伯点了点头。于是，一队德军士兵在普瓦松带领下来到地下避难所门口，里面的难民和军人听到外面的法语劝降声，全部乖乖地举起双手。德国人把这批士兵和鲁昂城所有被俘的盟军官兵(黑人部队除外)一起捆绑起来，关押在圣旺教堂，昼夜由哨兵看管。至于那些不构成威胁的良民，德军令其回家，并承诺只要执行军管期间的作息制度，他们的生命财产就不会受到侵害。
6月10日晨，早起的鲁昂市民注意到往日市政广场旗杆上飘摇的三色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面醒目的红底万字旗，多年熟悉的红白蓝国旗同时在大街小巷消失无踪。尽管人们都清楚这是战败的必然结果，还是有市民因情绪激动而流泪。历史翻开新的一页，鲁昂德占时期开始了。
目睹山河变色，法国民众不禁痛哭流涕。
没过多久，街头到处出现了以德国军事当局名义制作的印刷品。德国人通过公告的形式宣布对鲁昂实行军事管制。其中一份海报是这样写的:
1) 我，进驻鲁昂市的德军少校克虏伯，鲁昂军管时期最高行政首长，现在开始全面接管这里的治权和治安。
2)在鲁昂，我的命令就是法律。
3)任何胆敢违抗命令的人都将受到暴力制裁
另一张告示则写道:
1)居民必须将持有武器连同弹药上缴位于市政厅的军事管制委员会;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武器包括猎枪和运动枪支。
2)看到这个告示的所有法、英、比利时军人须向军政当局最高首长克虏伯少校自首，我们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对于那些胆敢窝藏军事人员的平民，一经发现，将立即执行枪决。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枪决”在这些公告中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德国人显然深谱“乱世当用重典”之道，早在战斗尚未结束之际，就有德军枪毙盗贼的事情出现。不过受极端种族思想荼毒的德国军人也因此犯下滥杀无辜的罪行。根据战后的调查，德国国防军在上级指示下有计划地搜捕城内的黑人居民并将其秘密处死，投降的黑非洲殖民地部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他们的遗体后来被集体掩埋于在比奥雷尔路旁的小树林中，数量达121具之多。
也许是对普法战争后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自由射手”印象深刻，为了预防针对德国人的暴力活动，克虏伯少校要求普瓦松将25名鲁昂市民送交德军手中作为人质，如有德军官兵不测，则拿人质是问。普瓦松很是反感这种绑票的做法，随即向少校提出了抗议，克虏伯以命令的口吻打消了这位法国人的幻想。普瓦松只得从命，但他还是不忍心让市民去白白送死。凭借多年的宦海经验，普瓦松想起了前阵子德国军官给他看的地图，既然德国人都把郊区画在市区范围里，那自己从那里找人来顶替有什么问题呢?趁占领者还没换地图赶紧去办吧!
中午刚过，由一辆小汽车和两辆卡车组成的小分队自鲁昂出发，到诺曼底周围的乡村四处散发印有克虏伯少校签名的传单。一会儿功夫，卡车就载着25名村民回到了市政广场，他们随即被带到市政厅的地下室囚禁起来。克虏伯对普瓦松迅捷的速度表示满意，并赞扬了法国下属对第三帝国的忠诚，少校不知道，这位前副市长再次拯救了鲁昂市民。
祝融袭来
出乎克虏伯少校意料之外，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鲁昂市民对入侵者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敌意。倒是城北日益蔓延的火势引起了军管会的注意。其实在鲁昂保卫战之前，法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迪富尔将军就下令当城市不保时，务必摧毁市内的居民区和所有物资储备点。这个骇人听闻的任务被交给德贝上尉执行。
9日凌晨5时，大桥上的混乱让德贝感到局势已不可挽回，为了避免德国间谍或突击队控制那些重要的仓库，上尉决定先下手为强，士兵们开始在南岸的几个油库纵火。目击者称火苗从油库底层直往上串，很快将整个建筑吞噬，大火在成吨汽油的助燃下越烧越旺(这可是真正的火上浇油啊!)，伴随着阵阵爆炸声，浓烟升了起来，扩散之迅速以至附近居民区上空被厚厚的黑云笼罩。少数着火的固体汽油被爆炸的气浪抛入塞纳河中，在水流冲刷下,块状的凝固汽油逐渐分解，顺着水流漂向下游，沿岸的建筑陆续成为受害者。
其中就有诺曼底造船厂古老的木制船台，那里在建的多艘船舶也被付之一炬，烈焰还融化了码头起重机上的金属部件，使之彻底报废。几个小时后，扩散的火势几乎将诺曼底造船厂内的木制设备化为灰烬。当德军进入鲁昂时,南岸所有的仓库都被烧毁,德贝上尉成功完成了任务。令他痛心的是，这天共有超过15万吨的成品油化为浓烟或流失。
塞纳河上的硝烟还未散尽，6月9日上午，更大的灾难降临了。前文提到在高乃依桥对面被击毁的两辆Ⅱ号坦克意外地引燃了共和国大街边的建筑。由于共和国大街地处鲁昂历史城区，街两旁都是动辄上百年历史的木制建筑，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大火一直蔓延到北岸卡朗德街的肥皂厂，沿途的商店和码头尽遭烧毁。天公不作美，偏偏在此时刮起了东风，红色恶魔进一步朝大教堂的方向扑去。
大火在短时间内施虐这么广大的区域，使人不得不怀疑有德国或法国士兵故意纵火。一些市民称曾看到身着制服的人员点燃路边建筑，但没有人能够(也不敢)确认德军参与了放火行动，德国人则声称法军用汽油弹烧毁了民居。战后的调查同样不置可否，诺贝古认为德军正是火灾的罪魁祸首，保罗·特雷维耶“分析”道:德国步兵进历史城区的深巷后，因为担心老木屋里藏有伏兵，又慑于逐屋逐户的残酷争夺，遂胡乱放火。或许我们永远找不到真相，但有一点是勿容置疑的:鲁昂城和她的人民一样，都是战争的牺牲品。
鲁昂大火的诱因之一，街头被击毁的德军坦克。
普瓦松早就注意到了席卷市区的狂野精灵。6月9日中午，当他在手持地图对着鲁昂向德国军官介绍这座城市的概况时，这位前副市长留意到北岸已是浓烟滚滚，普瓦松不清楚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直觉告诉他，古老的历史城区很可能正在遭受空前的灾难。和克虏伯少校接上头后，普瓦松好几次指着远处的烟柱解释道，鲁昂的历史城区可以追溯到13世纪，是数百年来欧洲城市发展变化的活化石。如果这块宝地有什么三长两短，将造成世界文化艺术领域不可挽回的损失。应尽早查明北岸的情况。但他的上司不知是忙于公务还是有别的考虑，对此无动于衷。普瓦松只好私下联系友人前往查看，友人带回的信息让他大惊失色。数个世纪矗立塞纳河畔的鲁昂老城即将毁于一旦!普瓦松感到再有丝毫延迟，自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他立即拨通鲁昂市立消防队队长梅里少校的电话，要他马上派人到北岸进行紧急灭火作业。梅里少校回复说刚刚接到军管会的命令，禁止消防人员离开驻地，普瓦松多年后写道:“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我真的很希望继续和德国人打下去。”至于德国当局为什么要这样干，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对这座新近占领的法国城市的现状不太了解，担心有人以消防队调动的名义起事。如果说这个假设还稍微靠谱的话，坐等鲁昂历史城区惨遭祝融之灾确是军管会的严重失职，克虏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在午后宣布市中心戒严，任何人和车辆不得靠近火灾现场。心急如焚的普瓦松眼睁睁地看着大火肆虐而毫无办法。这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人才在大火诱发的一系列爆炸中清醒过来，克虏伯勉强同意消防队进入历史城区，不过在启程前，必须等待军管会的正式批准。
德国空军6月9日的航拍照片显示鲁昂北岸上空被浓密的黑烟遮蔽。
整装待发的消防队员在救援中心一直耗到天黑。夜幕降临后，大家望着北岸被火光映得通红的天空焦急万分。凌晨时分，通知终于下来了，德国人在这份简短的命令里将大火归咎于盟军的炸弹，并以水压不足为由将消防龙头的使用限制在43处灾情较为严重的火场。形势严峻，梅里顾不得抱怨，率领他的人火速赶往灾区，当法国消防员进入烈焰范围后，发现很多德军士兵正在一些志愿者的帮助下用水桶和军用灭火器等简易设备和火魔搏斗。一名德国少尉过来向梅里报告，他们刚刚控制住了迪夏热路的火势。事实上，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来得太迟，已经阻止不了狂暴的红色精灵在圣母院的表演..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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