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晚，安徽无为长江北岸，14岁的马三姐带着一条长篙，悄悄挤上了渡江突击船。她原本没有资格登船，甚至连一张像样的身份证明都没有，却在炮火中把船撑向南岸，成为渡江战役中年龄最小的功臣之一。
马三姐出生于1935年，无为县马家坝村人。这个村子紧挨长江，村民大多靠捕鱼和摆渡谋生。她家长期住在一条破旧渔船上，白天捕鱼，晚上就在船舱里歇脚。母亲一共生下13个孩子，最终只有8个活下来。
她没有进过正规学校。长江就是她的课堂，船桨是她最早熟悉的工具。7岁时，她已经能驾船过江；10岁左右，水性更是超过许多成年人。这样的本领，后来成了渡江作战不可缺少的条件。
苦难却没有因此绕开她。1944年，父亲被抓去当兵，家里一下失去了主要劳力。为了换取粮食、设法营救丈夫，母亲把9岁的马三姐送到邻村一户渔霸家中。名义上是童养媳，实际上却是无休止的劳作和打骂。
这段日子持续了近5年。她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承担远超年龄的活计。直到解放军进入无为，社会秩序发生变化，她才重新回到母亲身边。土地分配和生产恢复，也让这个渔民家庭第一次看见了稳定生活的可能。
渡江作战前，长江北岸聚集了大批部队。许多官兵来自北方，不熟悉水情，也缺少驾船经验。国民党军队又搜走沿江民船，渡江所需的船只和船工，便成了极大的难题。
当地百姓没有袖手旁观。渔民把船交出来，手把手教官兵识水、划船、泅渡。经过筹集，部队获得了大量船只，但真正危险的仍是第一批突击船。它们要在敌军火力下撕开缺口，船工稍有迟疑，整船人员都可能葬身江中。
马三姐听说后，跑去报名。
有人劝她：“枪炮无眼，你年纪太小，回去吧。”
她没有争辩，只是站在江边不走。4月20日晚，渡江行动开始。趁着夜色和人群混乱，她撑着长篙跳上了突击船。船行至江心，敌军发现目标，机枪和炮火立刻压了过来，两条船很快沉入江中。
一颗子弹打穿了她的手臂，鲜血顺着衣袖往下淌。有人提出返航，她却坚持把船送到南岸。经过约40分钟，船终于靠岸，突击部队随即向敌军据点发起攻击。这个突破口，为后续部队渡江创造了条件。
马三姐没有停下。负伤之后，她在长江上往返6次，运送一百多名战士过江，并救起落水人员。那一晚，她不是站在后方等待消息，而是一次次把船划回火线。
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渡江司令部授予她“一等渡江功臣”和“支前模范”称号。由于没有正式大名，她的相关证书上曾以“马小姐”相称。报纸报道她的事迹后，这个来自渔船上的姑娘，逐渐被更多人知道。
毛泽东也听说了她。1949年9月，开国大典前夕，曾有人带去邀请，希望她赴北京参加庆典。但母亲没有同意。对这位母亲来说，北京遥远而陌生，女儿又刚从苦难中走出来，她实在舍不得孩子离开身边。
错过开国大典后，马三姐留在家乡参加水利建设，负责运输修堤所需物资。后来拍摄有关渡江题材的影片时，剧组人员不熟悉水性，她还承担了水上动作指导。她没有把功劳挂在嘴边，仍旧和船、江水、堤坝打交道。
1951年9月，毛泽东再次发出邀请。这一次，16岁的马三姐随安徽代表团抵达北京。10月3日晚，国庆观礼活动结束后，她参加了怀仁堂的演出。第二天，毛泽东又派车接她到中南海家中吃饭。
席间，毛泽东询问她是否愿意留在北京读书。马三姐回答得很直白：“还是想回家乡，那里更熟悉。”谈到姓名时，她说自己姓马，家中排行第三，乡亲们一直叫她“马三姐”。
毛泽东听后笑了笑：“你姓马，我姓毛，叫马毛姐，怎么样？”
这个名字并不复杂，却把她的出身和那段经历留了下来。此后，马三姐正式改名为马毛姐。临别时，毛泽东送给她衣物、钢笔和笔记本，并叮嘱她不要因立功而骄傲，要继续学习、踏实工作。
马毛姐回到安徽后，长期从事水利、交通和基层工作。2021年6月29日，她被授予“七一勋章”。那枚勋章所对应的，不只是一次渡江行动，也包括渔船上的童年、炮火中的选择，以及一个普通人始终没有离开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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