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安徽金寨县的一间会议室里，刚到任不久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听完基层干部汇报后，久久没有说话。调研途中见到的几幕场景，像是沉甸甸压在他的心头。
金寨是大别山革命老区。土地贫瘠，山路崎岖，历史上却有大批群众投身革命。当地资料记载，金寨当年二十多万人口中，有十万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牺牲，也是老区对中国革命付出的巨大代价。
万里此次前往金寨，并不是为了走一条安排好的参观路线。车辆经过村口时，他看到一间低矮的茅草房，临时决定进去看看。屋内坐着一位白发老人和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几个人蜷缩在柴草旁，不肯起身。
原因很快弄清楚了。她们不是不愿意迎接干部，而是身上没有完整的衣裤，实在难以站起来见人。屋里冷清，灶台多日没有生火，能够拿来充饥的东西也所剩无几。这样的贫困，显然不是一家一户的偶然遭遇。
万里没有只看这一家。他一路走，一路问，又临时走进几户人家，看到的情形大同小异：房屋破旧，群众面黄肌瘦，衣物短缺，粮食更是难以为继。那些原本写在材料里的“生活困难”，在现实面前变得具体而刺眼。
调研结束后，会议刚刚开始，万里便摘下帽子重重放在桌上。他情绪激动，几次欲言又止，眼眶渐渐红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老区为革命牺牲这么多人，群众怎么能过成这个样子？”
会场一片沉寂。万里接着问：“一家四口只有一条裤子，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他们？”这不是发泄，更不是对某一个人的责备，而是一个地方主要负责干部对现实困境的直接承担。
他当场要求金寨县核清粮食和棉花缺口，先把群众过冬的问题解决。随后，安徽方面组织调运，向金寨供应了五十万斤粮食和十四万斤棉花。数量并不能立刻改变老区面貌，却至少让许多家庭熬过了最困难的时节。
金寨之行，也让万里进一步意识到，安徽的问题并非单纯缺少救济物资。生产受到束缚，农民缺少积极性，基层干部又习惯用空泛的说法解释贫困，才使困难不断积累。
有一次研究农业问题的座谈会上，万里谈到农民外出讨饭的情况。据当时材料，凤阳县就有一万三千多人外出乞讨。有人试图替地方解围，说当地人有外出讨饭的习惯。万里当即追问：“如果有饭吃，谁愿意背井离乡去讨饭？”
这句话刺破了会场里那层尴尬的遮掩。对贫困现象作习惯化解释，等于把责任推给群众；而万里坚持认为，干部必须从生产制度和工作方法上寻找原因，不能把百姓的无奈说成所谓“习惯”。
1978年1月，安徽省委扩大会议通过农村工作六条草案，后来被称为“省委六条”。文件提出，农村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允许农民发展家庭副业，鼓励合理经营，并让农产品能够进入集市交换。
这些内容放在当时，并不轻松。全国农村仍普遍强调学大寨，安徽提出的做法触动了原有观念，也遭到不少质疑。但对万里而言，政策不能只在会议室里显得正确，必须经得住土地、粮食和群众生活的检验。
凤阳小岗村随后实行包产到户，农民的劳动成果与家庭收成更加直接地联系起来，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安徽一些地方的实践逐步显示，适合农村实际的责任制，并不会削弱集体经济，反而能够把长期沉睡的生产力量调动起来。
197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包产到组、到户等形式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安徽的探索由地方经验上升为全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许多农民也因此重新看到了把日子过好的希望。
“要吃米，找万里”这句在安徽民间流传的称呼，来源并不复杂。它说的不是个人神话，而是老百姓对一位干部工作取向的朴素判断：先让人吃饱，再谈生产发展；先把事实弄清，再决定政策。红黑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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