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他老哥也行，叫他老陈叔也罢，反正台北士林这片老巷子里，街坊都认识我，一个七十一岁的排版老师傅。三十八年印刷厂的活儿，手上油墨味至今洗不干净。老伴前年走了，一双儿女早些年先后去了上海，儿子搞芯片设计，女儿开了三家咖啡店。他们年年劝我过去住住，我年年用“不习惯”“折腾不动”这些话搪塞过去。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道理我懂，可真要迈出那一步，难。

今年初春，儿子没再跟我商量，机票直接订好，甩下一句：“不满意随时回来。”我拗不过，拎着旧皮箱从桃园机场上了飞机，不到两个钟头，浦东落地。谁能想到，这一趟十天的行程，把我七十多年攒下的成见，震了个七零八落。

要说最让我心里打鼓的，先从一次看病说起。老毛病腰椎间盘突出，年轻时候搬纸卷落下的根。儿媳妇手脚麻利，手机上点了点，第二天上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骨科专家号就到手了。台北挂个专家，排队等多少天都说不准，这边说有就有。给我看病的是位姓陈的女教授，说话轻声细语，看完片子说不必开刀，做牵引加理疗，两个星期就能缓过来。我算了笔账：牵引五十，理疗三十，药费两百上下，总共不到三百块人民币，折成台币一千三左右。搁台北做一回牵引就得八百台币，理疗六百，加起来两千多还打不住。躺在牵引床上，我盯着天花板发呆，那滋味与其说是身上疼，不如说是心里酸。

看病的震撼还没消化，买菜又给我上了一课。儿媳妇带我去小区旁边的盒马鲜生，一进门我还当自己走错了地方，货架码得跟艺术品似的，小番茄盒盒标注产地和甜度，海鲜池里石斑鱼游得正欢。一把鸡毛菜三块八毛钱一斤，我在台北买这种嫩菜，怎么也得二十台币一两。结账更绝，她连钱包都没掏，对着机器刷了下脸，钱就付了。我摸着自己的老脸半天说出一句：我们那边还在刷悠游卡呢。门口一排共享单车没人看管，穿校服的小姑娘扫码就走。放在台北，早就被搬空了吧？儿子说这里摄像头全覆盖，偷了也跑不掉。我嘴上没接话，心里那些“那边不方便、不安全”的老话，已经开始松动了。

第三天我犟着要自己出门，揣着交通卡去坐地铁。进站贴卡，闸门一开就过。车厢干净得没有一点异味，报站用三种语言。邻座一位提着芹菜的上海老太太告诉我，她七十多了，坐公交地铁全免费，政府给的敬老卡。免费？我愣住了。我在台北每月退休金一万八台币，捷运一趟三十块，光是去趟医院来回就六十，月底常常捉襟见肘。她看出我是台湾来的，笑着说这边便宜还干净。到了人民广场，我一两生煎四个才六块钱，汤汁四溢，肉馅紧实。不由得想，这日子怎么比？

此后几天，日子像流水一样摊开在我眼前。闵行体育公园里，天刚亮就有老人打拳、跳扇子舞，一位拉二胡的老师傅退休前是中学教师，每月退休金六千多，上午拉琴，下午去老年大学练书法。他跟我聊起牛肉面：台北一碗两百多台币，肉就四五块；上海十五块人民币，牛肉堆得冒尖。我脸上一阵发烧，因为巷口“老张牛肉面”小碗一百八，他说得半点不差。七宝老街的菜市场上，卖豆腐的大姐一天卖几百块，儿子开网约车，女儿在上大学，她说政策好、摊位费不贵、还不收税，日子有奔头。那股踏实劲儿，让我想起士林市场里总在叹气的水果摊老李。同样是做小生意，怎么活出的气象就不一样呢？

女儿带我去徐汇的咖啡店那天，我又开了一回眼界。美团点餐二十分钟送到家，微信一个软件管聊天、付钱、挂号、买票。我在台北用的还是老款诺基亚，不是学不会，是那边压根没这个环境。社区服务中心更让我心里发热：书法、合唱、智能手机培训，样样免费。下午合唱室里十几位老人唱《我和我的祖国》，老太太们拉着我非让我来一段，我哼了半阙《望春风》，满屋子掌声。那一刻，我没有一丝外人的感觉。

回台北前一晚，女儿带我去巷子里一家没有招牌的阳春面店。八块钱一碗，老板大叔说他有退休金，这面卖的是情怀，市里还给他补贴，让他别涨价，他说不涨，永远八块。捧着那碗热腾腾的清汤面，我忽然明白了：让人羡慕的从来不是高楼大厦，是老百姓过日子时脸上那份从容和体面。

飞机起飞时，儿子说房子永远给我留着。我知道，我还会再飞过去的。不为看病，不为旅游，就为再吃一碗八块钱的阳春面，再听一段公园里的二胡。邻居老陈问我大陆乱不乱，我只回他一句：百闻不如一见，自己眼睛最真。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这话老祖宗早就说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