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江西庐山，中央会议正在举行，陈赓却因心肌梗塞住院休养，未能参加这场后来影响深远的会议。人虽不在庐山，他却一直通过简报关注会议进展。对彭德怀受到的批评，陈赓没有随声附和，反而很快意识到，事情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党内讨论范围。

陈赓与彭德怀的交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事关系。战争年代，两人多次并肩作战，一个善于临机处置，一个敢于承担责任，配合起来颇有默契。彭德怀看重陈赓的胆识，陈赓也了解彭德怀的性格：说话直，脾气急，但对部队和战士极其负责。

抗美援朝初期，志愿军在战场上遭遇巨大压力。1951年春夏之交，第五次战役后，部队伤亡和失利引起彭德怀高度警觉。他曾要求把陈赓调往朝鲜协助指挥。当时陈赓正在越南帮助越军组织作战，彭德怀听说暂时调不来，十分不满，仍坚持希望由陈赓前往。

陈赓后来到达朝鲜，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战场上的一个难题，很快摆在两人面前：美军拥有强大的航空兵和炮兵，志愿军若继续依靠地面工事硬扛，人员和物资都难以保存。

彭德怀提出加强坑道工事，有人担心坑道会变成“活棺材”。陈赓却有自己的判断。他对彭德怀说：“坑道不是单独躲藏，关键是要和地面阵地配合起来。”彭德怀追问：“部队能不能守得住？”陈赓回答：“只要出入口、火力点和交通线安排好，就能把敌人的炮火优势压下去。”

这不是一句轻松的表态。坑道战需要测绘、施工、储水、通风、通信等一整套保障，任何环节出问题，部队都会陷入被动。陈赓参加了相关研究和部署，彭德怀则推动部队不断完善工事体系。到了1952年，坑道与野战阵地逐渐结合，形成纵深防御。

后来上甘岭战役爆发，美军炮火猛烈，地面阵地遭到反复轰击。志愿军依托坑道保存有生力量，并以小部队灵活出击，最终守住了阵地。这个结果说明，陈赓当初支持坑道战，并非出于私人情感，而是基于对战场规律的判断。

彭德怀回国后，仍然关心陈赓主持筹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哈军工。1953年学院在哈尔滨创建，任务不是培养普通技术人员，而是为国防现代化储备工程技术人才。彭德怀多次到校视察，强调教学必须同科研、部队实际相结合。

两人的工作联系因此延续下来。彭德怀负责军队建设，陈赓承担军事工程教育，方向不同，却都在为国防事业解决现实问题。也正因为这层关系，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的处境，更让陈赓难以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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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陈赓从简报中看到对彭德怀的批评不断升级。他熟悉彭德怀在战场上的作风，也知道彭德怀并不是那种会因个人得失而另起炉灶的人。陈赓的判断很明确：可以讨论工作，可以批评错误，但不能把一位长期承担军事责任的老同志轻率地推到对立面。

庐山会议结束后，几名哈军工干部到北京参加有关活动，顺道探望陈赓。谈到彭德怀时，陈赓一再替彭德怀解释，认为很多问题必须放在具体环境中分析，不能只凭几份材料下结论。

有一次，几位高级将领来家中谈起彭德怀被批评的事情，语气中带着兴奋，仿佛完成了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陈赓听后脸色沉了下来，只说了一句：“彭总不是这样的人。”屋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尴尬，来客也没有继续说下去。

陈赓并非不知道政治形势的变化。庐山会议后，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军队内部的工作风向随之改变。陈赓与林彪早年有过工作冲突，后来在部队指挥和哈军工事务上也存在不同看法。面对这种局面，身患重病的陈赓能够做的十分有限，只能尽力保护学校的教学骨干和正常秩序。

1960年11月，陈赓给哈军工有关领导写信，谈到反对教条主义，同时提醒不能因为纠正一种倾向，就把过去积累的成果一概推倒。这封信后来被称为“陈赓遗嘱”，并不是因为其中有什么神秘内容，而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陈赓对军事教育的基本态度：理论要联系实际，改革要建立在事实之上，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复杂问题。

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逝世，年仅58岁。他没有等到哈军工后来经历的重大调整，也没有机会继续为彭德怀申辩。可在那场风波中，他对老战友的态度始终清楚：不盲从，不落井下石，更不把政治表态凌驾于事实和良知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