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底，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接见志愿军首批入朝部队首长时，点到了一个名字：“你知道徐文长吗？”徐文烈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脱口问道：“是哪个根据地的？”席间随即响起笑声。毛泽东解释说：“此人是明朝人，《古文观止》里有他的传。”
这句问答看似轻松，背后却连着一支部队从旧军队到人民军队的艰难转变。徐文烈面对的，不只是改番号，更是要改变一批人的思想、习惯和军队观念。
1948年10月17日，曾泽生率国民党军第60军在长春起义。部队随后开往九台整训，解放区群众送来粮食、棉衣，东北军区也组织干部和文工团前往帮助。
但物资上的接纳，并不等于思想上的转变。许多官兵曾在台儿庄、禹王山等战斗中作战，对起义本身充满疑问。有的人认为，军人宁可战死，也不该举手投降；还有人觉得，过去的战功和名声都被丢掉了。
问题很快暴露出来。起义后，约有两千余人企图逃跑，个别人甚至策划伤害派来的政工干部。部分士兵仍沿袭旧军队作风，与群众发生冲突，抢夺土改后分配的物资，军民关系一度十分紧张。
暂编第52师的情况更复杂。这个师原本不是滇军嫡系，后来被划归第60军，带有明显的监视和牵制性质。长春起义时，曾泽生提前控制了师长李嵩及数名团长，才避免这支部队从中制造变故。
李嵩治军严酷，旧部队中甚至存在以残酷手段惩罚逃兵的现象。这样的经历，使普通士兵对军官既畏惧又怨恨，也给后来的整训留下了很深的伤口。
1949年1月2日，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政治委员。徐文烈是云南人，熟悉滇军官兵的语言和生活习惯，更有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经验。
他的革命经历并不轻松。1935年4月26日，红九军团长征经过云南板桥时，罗炳辉邀请他参加红军。那时徐文烈已经有三个孩子，却仍选择离开家乡。此后，他长期负责政治工作，逐渐形成了一套改造旧部队的方法。
面对第50军，徐文烈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他主张少数清除，多数教育，部分留用，把可以争取的军官留下来培训，同时把原海城起义部队中的干部调入第50军。因为这些人熟悉旧部队，也亲身经历过思想转变，劝说起来更有分量。
连队党组织的建设也被迅速加强。罗荣桓曾指出，改造旧部队的根本，是在连以上建立党的组织。原第60军中的地下党员和新调入的干部，被分散到基层，逐步改变过去军官独断、士兵受压的局面。
徐文烈还在部队开展诉苦教育。士兵讲述旧军队中的打骂、克扣和压迫，曾经犯过错误的军官也被要求正视问题。一名干部问：“会不会越说越乱？”徐文烈回答：“把苦说清楚，是为了分清敌我，不是为了让人互相报复。”
这项工作有一个重要尺度：让士兵认识旧制度的弊端，同时防止把仇恨简单加到某个个人身上；让犯错的军官承认问题，又给他们改过和重新工作的机会。随后，部队还实行民主制度，组织生产劳动，让干部和士兵、军队和群众有了更多接触。
短短数月，第50军的面貌开始变化。九台群众评价说，这支部队“有点老部队的样子了”。这句话并非单纯夸奖队列整齐，而是说明官兵的纪律、作风和战斗意志正在重新建立。
1950年10月24日，第50军突然接到开赴中朝边境的命令。此前，这支部队正在学习炮兵，部分武器已经上交，干部配备也不完整，几乎没有充分的战前准备。入朝初期作战不够理想，部队内部一度出现自责和动摇。
徐文烈没有回避问题，而是重新抓思想和训练。1950年12月底第三次战役开始后，第50军逐渐找回状态。第149师部队在战斗中击毁、缴获多辆坦克和车辆，并俘获英军人员，战果上报后，彭德怀还专门核实情况。
毛泽东后来提到徐文长，既有对古人的联想，也带着对徐文烈工作的认可。徐文烈没有显赫出身，却凭借多年政治工作，把一支带着旧军队痕迹的部队，带上了新的道路。1955年9月27日，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