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山西南部韩略村，八路军第129师将领王近山带队转移干部家属时，意外撞上了一支日军队伍。战斗结束后，战士们清点缴获物品，却发现一个反常现象：倒下的日军中，佩刀者很多，真正携带步枪的人反而很少。
这场战斗后来被称为韩略村战斗。它的特殊之处，不只是八路军以伏击方式取得胜利，更在于对手并非普通运输队，而是一支由日军军官组成的战地观摩队。标题中所说的“120个日军”，指的正是这场战斗中被歼灭的日军人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的武器条件依旧十分紧张。步枪、机枪和炮弹都要靠缴获、修理或有限补充，子弹更不能随意消耗。一支部队能否打胜，往往不单看火力，还要看侦察、地形和临机处置。
日军在装备方面占据明显优势。三八式步枪射程较远，故障率相对较低，炮兵、汽车和通信器材也较为齐全。八路军却常常几支枪轮换使用，甚至把缴获的日式武器当作重要战利品。这样的差距，使得正面硬拼极不划算，伏击便成为常用战法。
王近山1913年出生，1943年时年满30岁。他作战果断，敢于承担责任，部队中有“王疯子”的称呼，但这个称呼并不意味着盲目冒进。相反，在许多关键时刻，他都很重视地形、敌情和部队掩护。
当时，王近山接到任务，护送一批干部家属前往延安。队伍中有不少妇女和老人，行动必须隐蔽，不能轻易与日军纠缠。部队化装成普通百姓，分散行进，并尽量避开敌人的据点和交通线。
行至韩略村附近时，侦察人员报告，前方有日军车辆靠近。王近山没有立即下令迎战，而是先把家属转移到安全位置，又带人观察村庄、道路和田野。韩略村一带地势起伏，秋收后的庄稼地留下成片枯秆，正适合部队隐蔽。
有警卫员担心敌情不明，建议继续避开。王近山观察片刻后说：“家属已经安置妥当，这股敌人既然送到眼前，就在这里解决。”面对是否请示上级的问题，他也明确表示：“情况紧急，我来负责。”
这不是简单的逞强。日军若继续前进，可能发现转移路线；若放任其通过，后方群众和部队都有暴露风险。王近山选择伏击，是在保护任务对象的前提下，对敌情和地形作出的判断。
夜幕降临后，八路军数个连队埋伏在道路两侧。战士们压低身子，尽量不发出声响。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传来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几辆卡车沿道路驶来。车队缺少通常的密集警戒，日军似乎没有意识到附近已经布置了伏兵。
王近山等到车队进入伏击圈，才下达攻击命令。手榴弹接连投向道路，爆炸声打破夜色，八路军从田地和村边同时出击。日军仓促下车，起初还试图组织抵抗，但队形很快被打乱，失去车辆掩护后难以展开有效火力。
战斗结束，清理现场时，战士们发现不少日军佩带军刀，枪械数量却并不多。王近山原本以为，对方至少会有成批步枪和机枪，结果缴获情况明显不同。日军俘虏供述后，事情才逐渐清楚。
这支队伍并非普通作战部队，而是日军组织的战地观摩队，成员以军官为主。他们前往晋南一带，是为了观察八路军的活动和战场形势。由于身份特殊，佩刀在他们那里带有军衔、资格和荣誉象征，并不等于每个人都要用刀冲锋。
日本军队中，军官佩刀是一种传统。普通士兵主要使用步枪和刺刀，军官则可能配备军刀或短刀。韩略村这支队伍军官比例较高，所以才出现“带刀的多，带枪的少”的场面。若把它误认为日军普遍缺枪，显然是不准确的。
有意思的是，这种身份上的讲究，在伏击战中反而暴露了对方的弱点。观摩队缺少重火力和完整战斗编组，面对突然袭击时，军官再多，也无法迅速恢复秩序。八路军抓住的正是这一瞬间。
韩略村战斗中，八路军歼灭日军约120人，并缴获一批武器、文件和军用物资。它的价值不只在于歼敌数量，还在于打击了日军对晋南地区的侦察部署，使其难以轻易掌握八路军的行动规律。王近山完成护送任务后返回根据地，这场战斗也被载入八路军作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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