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的电影《奥德赛》讲述了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历经多年艰险、辗转漂泊，终于抵达故乡伊萨卡的漫长旅程。一路上，他遭遇独眼巨人、海妖等种种险境，也曾受到美色与诱惑的羁绊。
在电影上映期间，“奥德赛”这个重要的文化隐喻不断被各类文章提起：在抵达各自的“伊萨卡”之前，我们或许都将经历一段曲折的“弯路”。这段经历并非毫无价值。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当下，这一点尤为明显。当人工智能不断突破人认知的边界，人的不可替代性，正在不断经历着新的考验。这时候，在“弯路”中汲取的多元经验，就构成了我们跨越边界、打破常规的资源。
我们曾经刊发过许多与新书相关的书评，今天的文章，则与一本曾被人忽略的旧书《成长的边界》相关。这本书的副标题，恰好叫“超专业化时代为什么通才能成功？”“奥德赛时期”的价值，可能比我们想的要更加深远。
撰文｜方柏林
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Constantine Cavafy）写过一首诗就叫《伊萨卡》，诗中写道：“当你启程，迈向伊萨卡，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惊奇，充满发现。”诗人不是在启程之时，祝福我们快去快回，而是“愿你的道路漫长。”
每当我反思自己或者家人是否走了弯路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首诗。 我女儿上大学时学的是机械工程和小提琴双专业，毕业后既没做机械工程，也没做小提琴表演，而是进入了管理咨询公司。她们公司有一位高级合伙人和她一样也是乐迷，年轻时弹钢琴。有一次活动中，两人合作演奏，后来这位合伙人还特意邀请她和其他几位非专业选手一起去休斯敦联合举办音乐会。这位合伙人是《成长的边界》（Range）一书的痴迷者，由于谈到各自的“跨界”，他想到了这本书，便将自己手头的一本送给我女儿。她又跟我安利此书。听她的介绍，也买了一本。在北美，此书出版后，一度成为现象级作品，但我只是从其他媒体听闻，并没有看过。此书也出了中文版，名为《成长的边界：超专业化时代为什么通才能成功》，也在滔滔不绝的信息洪流中被迅速吞没。这是最值得家长来看的好书之一，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偏方，专治各种“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甚至让孩子抢跑的家长。
《成长的边界：超专业化时代为什么通才能成功？》
作者: [加] 大卫·爱泼斯坦
译者: 范雪竹
版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
2021年4月
伍兹和费德勒：
到底该不该赢在起跑线上？
《成长的边界》作者是大卫·爱泼斯坦（David Epstein），和另外一位臭名昭著的萝莉岛的爱泼斯坦的姓纯属巧合，二者没有关系。爱泼斯坦是一位美国作家、记者和科学研究者，主要关注体育表现、人才培养、教育以及专业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早年曾担任《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记者，长期报道体育科学、运动员训练和人体表现等领域。爱泼斯坦最著名的两本书都是在讨论一个问题：人究竟是怎样成为高手的？《体育基因》（The Sports Gene，2013）：探讨天赋、基因、训练和环境如何共同影响运动表现。2026年他又出了一本书，叫《框内思维》，是和“脱框思维”一说相对的思维，实在是本本书都自带逆向思维的传播密码。
《成长的边界》挑战了“只要刻苦训练就能成为顶尖高手”的简单说法。一开篇，就讲了两个体育界世界冠军截然不同的成长故事：“老虎”伍兹（Tiger Woods）几乎就是“赢在起跑线”的化身。七个月大时，父亲送给他一支迷你高尔夫球杆，从此形影不离。两岁时，他已经登上电视节目，在著名主持人鲍勃·霍普（Bob Hope）面前挥杆表演。四岁时，父亲每天上午九点把他送到高尔夫球场，八个小时后再接回来。八岁时，他已经能够击败父亲；进入大学前，更早已名满天下。他的人生轨迹几乎就是一个经典公式：越早开始，越多练习，越早成功。这样的故事对中国读者并不陌生。钢琴家郎朗也是类似的例子。幼年开始，在父亲近乎严苛的陪伴下，每天长时间练琴，所有资源都围绕一个目标配置，最终成为世界级钢琴家。这也是今天许多家长奉行的教育理念：专注一个方向，做专做精，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这时候问题出现了：作者让我们看到，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的成长路线却几乎完全相反。他的母亲本身就是网球教练，却刻意没有亲自训练儿子。小时候，费德勒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各种运动上：足球、篮球、手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摔跤、滑板……几乎只要是运动，他都玩，网球当然也打，却没有成为生活的全部。直到十几岁以后，他才逐渐把重心放在网球上。按照“不输在起跑线上”的逻辑，费德勒似乎不敌伍兹。然而他后来成为网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与伍兹一样站上了各自运动的巅峰。
电影《费德勒：最后的12天》剧照。
两条几乎完全相反的成长道路，殊途同归，都能培养出世界冠军，关键在于他们面对两种不同的学习环境。伍兹所处的是所谓“善意学习环境”（Kind Learning Environment）：规则稳定，反馈迅速，重复性高，因果关系明确。高尔夫就是典型代表，每一次挥杆都会立刻告诉你击球是否成功，大量重复同一种动作，便能够不断修正技术。在这种环境中，越早开始、越长时间刻意练习，优势往往越容易累积。象棋、围棋和钢琴也有类似特点。
费德勒面对的则是“wicked”学习环境。这里的 wicked 并不是“邪恶”或“恶意”，而是指复杂、变化多端、难以预测的环境。网球比高尔夫更多变量：不同对手有不同打法，比赛节奏不断变化，天气、场地和心理状态都会影响结果，球员必须持续观察、判断和调整。许多能力也不是单靠重复练习网球本身获得的，而是来自其他运动的迁移：足球训练脚步移动，篮球培养空间感，羽毛球提高反应速度，滑板发展身体平衡，乒乓球强化眼手协调。这些看似“无关”的经历，最后却共同塑造了一位伟大的网球选手。
爱泼斯坦强调：在规则固定、反馈明确的领域，早期专业化往往有效；但在变化迅速、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广泛探索、跨领域学习和延迟专业化，反而可能更有优势，否则，可能是“早起的虫儿被鸟吃”。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不是高尔夫，甚至都不是网球”，而更像是“在火星上打网球”。问题本身不断变化，过去成功的方法未必仍然有效。这时候，一个人拥有的就不能只有某一项技能，还必须有不断学习、调整和横向迁移的能力。
每看一本书，我总在想：这对我有什么意义？作为一个普通的从业者，我们能不能从别的领域受益？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我女儿小时候也杂七杂八学过不少东西：钢琴、小提琴、芭蕾舞、声乐、美术。后来她聚焦小提琴，甚至把它作为大学专业之一。毕业后，她没有成为小提琴演奏家，却经常在教会演奏，有时一边拉琴一边唱歌，也经常受邀在婚礼等场合演出，成为一名颇受欢迎的业余演奏者。
电影《奥德赛》剧照。
回头看，那些后来没有继续的课程似乎也没有真正“浪费”。每一种体验都为她的成长增添了一些力量。更有意思的是她高中参加过一个叫“革命弦乐团”（Revolution Strings）的学生乐队。这个乐队并不以比赛或考级为目标，而是经常参加各种公开演出，尤其是慈善公益活动。当时有专业人士认为这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应该把每一分钟都用来练习协奏曲、准备比赛，而不是参加这种看起来“不够专业”的乐队。可那段经历却给了她另一种能力。她在不断面对真实观众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处理临场状况，如何与其他乐手合作，也逐渐克服了舞台上的怯场。后来无论是在教会、婚礼现场，还是作为公司的一员去见客户，她基本都不怯场，常被人评价为落落大方。
我自己的工作是课程设计，业余从事翻译，一样是二者八杆子打不着地“跨界”。翻译对我而言，是一种慢阅读。翻译一本书时，我必须不断追问：作者为什么这样写？这个表达背后有什么文化假设？原文读者能够自然理解的背景，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环境中是否仍然成立？翻译因此不仅仅是寻找对应的词语，而是训练自己站在另一个读者的位置上重新理解文本。一个文本中隐藏的历史背景、文化典故、社会经验和集体记忆，往往只有在翻译过程中才会逐渐显现。这种能力后来很自然地迁移到了我的教学设计工作中。
设计课程，尤其是在线课程，本质上也有点像翻译：你必须寻找动态对应，把一种学习体验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从面对面转换为在线，从在线转换为混合式，甚至从一个数字环境转换到另一个数字环境。面对面课堂中，教师可以依靠语气、表情和即时互动帮助学生理解；进入在线环境以后，这些隐性的沟通方式消失了，设计者就必须重新思考：学生会在哪里困惑？他们需要什么提示？哪些内容原本依靠教师现场解释，现在必须通过文字、视频或互动活动重新表达？翻译培养的是文化同理心，教学设计培养的是学习同理心。两者背后其实都是同一种能力：把一个领域训练出来的观察、分析和换位思考能力，带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
电影《死亡诗社》剧照。
这正是《成长的边界》强调的跨界迁移（far transfer）。用中文说更简单：“触类旁通”。也就是一个环境中培养出的能力，后来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发挥作用。冯骥才的小说《神鞭》恰好提供了一个文学隐喻。主人公傻二是清末天津的一名小贩，凭借祖传的“一百零八式”辫子功打遍津门，赢得“神鞭”的美誉。八国联军侵华时，他带着辫子上战场，却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绝技在洋枪大炮面前毫无用处，连辫子都被打断了。经历痛苦的迷茫和反思后，他剪掉象征旧时代的辫子，改练枪法，把自己多年训练出来的身体控制、反应能力、专注力和对武器的理解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后来成为北伐军中的神枪手。
“坚毅”行不通的时候，
要“坚移”
今天教育最大的误区之一，是目标性太强，而且不允许绕路。我们总喜欢问：“这件事对考级有帮助吗？”“对申请大学有帮助吗？”“对找工作有帮助吗？”仿佛一切学习都必须产生立竿见影的回报。可是，人活着要放长线钓大鱼：很多能力真正发挥作用没那么快，会滞后一定时间，甚至是多年以后，而且以一种我们当初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出现。
美国爵士乐大师杜克·艾灵顿（Duke Ellington）小时候并不沉迷音乐。他更喜欢画画，也热爱棒球，对钢琴课兴趣缺缺，甚至常常逃避练琴。如果按照今天不少家长的标准，他恐怕属于“不够专注”的孩子。但绘画培养出的美感、色彩感和想象力，后来融入了他的音乐创作。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喜欢弹小提琴。有人对诺奖获得者做过分析，他们拥有并精通于一个业余爱好的比例，远超常人。量子力学创始人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年轻时在钢琴演奏和理论物理之间经历过深刻的内心挣扎，甚至差点成为一名职业钢琴家。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在中年时隐姓埋名学习绘画，最终以“Ofey”为笔名成功举办过个人画展，并售出过多幅素描与油画作品。2014年菲尔兹奖得主玛丽亚姆·米尔扎哈尼（Maryam Mirzakhani）小时候最大的梦想甚至是成为小说家。直到中学参加数学竞赛，她才逐渐发现自己在数学上的天赋。她研究数学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是推导公式，而更像是在阅读或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不断寻找各种数学对象之间隐藏的联系。她早期的文学兴趣，未必直接“帮助”她成为数学家，却可能塑造了她理解复杂结构的方式。
来自中国第一位菲尔兹奖获得者王虹的经历，同样说明了成长道路上不缺“平移”。王虹本科一开始是在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她如果坚毅地学下去，而不是坚毅地考试转系，不知道后来有无同样成就。这也是《成长的边界》让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我们总喜欢把成功者的人生回溯成一条清晰、笔直、早已注定的道路。从小发现天赋，持续训练，最终成功。但真实的人生往往没有这么整齐。许多后来被证明极其重要的兴趣、经历和能力，在当时看来甚至像是在绕远路、浪费时间。
文森特·梵高。
爱泼斯坦挑战“坚毅力”（grit）成为成功秘诀的说法。坚毅当然重要，但问题是：你究竟应该对什么坚毅？发现此路不通后，不要通过撞南墙撞出一条路，你非要这样会头破血流。你有时候得做决定放弃坚毅，选“坚移”：坚决移动。梵高（Vincent van Gogh）27岁才决定成为画家。在此之前，他做过艺术品经销商、教师、书店职员和传教士，换过几个完全不同的职业方向。如果按照今天“尽早发现天赋、尽早专业化”的标准，他的人生简直是一条弯路。但也正是这些不断尝试和转换的经历，让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语言。倘若他一根筋坚毅下去，他或许能坚毅成一个还能养家的艺术经纪，但是我们会失去一位天才画家。“不屈不挠”地坚持错误的方向，坚持本身反而可能成为问题。也许我们真正需要的坚毅，是在不断尝试中坚持寻找那个能够让自己闪光的领域。这对年轻人尤其重要。与其过早问“我应该做什么”，有时候也要问：“我还应该尝试什么？”
过度专业化的风险：
当手里只有一把锤子
《成长的边界》谈的并不只是个人成长，它还把这个问题扩展到了组织乃至整个社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一个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专业化程度越高，组织是不是就越有效率？危机暴露出来的恰恰是另一面。金融机构内部高度专业化，有人设计金融产品，有人负责评级，有人负责销售，有人负责风险控制。每个人都可能精通自己的环节，却未必理解整个系统。于是，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专家之间各说各话，每个人都在优化自己的局部，却没有人真正看到整体风险如何累积。911之后，小布什也发现，诸多和国土安全有关的部门各自为政，资源和消息互不共享，以至于铸成大错，于是小布什成立了便于横向协作和沟通的国土安全局。
专业化当然能够提高效率，但走向极端以后，就容易产生“知识孤岛”和认知固化（cognitive entrenchment）。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说得很好：“如果一个人手里只有一把锤子，他往往会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成钉子。”一个人越是长期在某一种环境中取得成功，就越容易相信自己熟悉的办法。可是，一旦环境改变，过去的经验反而可能成为障碍。《成长的边界》中讨论的“习得性呆板”（learned inflexibility），说的就是这种现象：一个人在某种环境中反复使用成功的方法，久而久之，甚至会失去尝试其他方法的能力。一个急诊医生、消防队员或者管理咨询师，过去积累的经验当然非常宝贵，但当面对一种罕见情况、陌生环境或前所未有的问题时，过去成功的经验也可能让人产生错误的判断。专业知识变成唯一的思考框架颇为危险。
我现在在一所从事健康医疗教育的学校工作，对这一点尤其有感触。这里经常提到一个词：跨专业协作（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比如康复治疗中，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语言治疗师、外科医生、护士和社工需要密切合作，才能让患者获得更完整、高效的康复体验。跨专业协作已经成为美国医疗教育中有意识培养的核心能力。学校不仅为学生开设相关课程，甚至提供相关“微学位”，让过去没有接受过这方面训练的专业人士重新学习如何跨越自己的专业边界。
电影《奥本海默》剧照。
从金融危机到公共卫生、人工智能治理和气候变化，现实世界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不是某一个学科能够独立解决的。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但同时也需要那些能够理解不同专业语言、连接不同知识体系的人。《成长的边界》在人工智能时代尤其值得重读。越是能够被明确界定、重复执行的专业任务，越容易被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接管；而真正难以替代的，可能是跨领域连接、判断、迁移和重新定义问题的能力。
从“一万小时”到“博采众长”
《成长的边界》还谈到了很多“跨”的优势：思维的快慢风格、“外来者优势”、横向思维，以及如何放弃熟悉的工具，做一个“有心的业余者”。这些内容如果全部展开，这篇文章恐怕也会变成一本小书，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去读原书。有趣的是，美国的知识环境很像永不消逝的“百家争鸣”。很多书简直是在隔空吵架。除了和“坚毅力”这个来自安琪拉·达克沃斯（Angela Duckworth）的概念杆上之外，作者也让人反思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一万小时”理论。根据这一万小时理论，一个人要在认准的领域上下足功夫、花足时间，才能成为高手。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但爱泼斯坦让我们看到：在一个复杂的领域，精熟并不是唯一需要的技能，我们同样需要博采众长、厚积薄发、触类旁通。有趣的是，被“怼”的格拉德威尔一点也不生气，反而推荐了这本书。他说，大意是：爱泼斯坦分明是在告诉我，我所想的一切都是错的，可我却很享受这个被修理的过程。
一本好书，会给你开“天眼”，把你熟悉的东西弄陌生了给你看，或者是把陌生的东西，变成你熟悉的风景。比如，我们真的应该要求孩子越早确定方向越好吗？学习是不是一定要“有用”？绕路是不是就是浪费？一个人真正应该坚持的，是一条早早选定的道路，还是不断寻找能够发挥自己所长的道路？读完《成长的边界》我觉得，人生也许并不怕走弯路，真正可怕的是从来没有走过弯路，却以为自己已经知道终点在哪里。我又想起了文初的那首诗《伊萨卡》。诗中还写道：抵达那里是你此行的目的。 但一路不必匆匆，最好多走几年。即便抵达已经年迈又如何？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奥德赛般的漫长旅程。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方柏林；编辑：刘亚光；校对：杨利。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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