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广西、云南中越边境，许世友指挥中国边防部队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那一年，许世友73岁，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负责指挥东线部队。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这场战争并非以长期占领为目标，而是打击越南的边境进攻能力后撤回国。
越南统一前，中国曾给予大量援助。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派出工程、铁道、医疗和防空等人员，帮助越南维护交通、机场与后勤体系。援助的性质复杂，既有物资，也有人员和技术支持，并不能简单用一个数字概括。
有意思的是，越南统一后，地区关系迅速恶化。越南在苏联支持下扩大军事行动，出兵柬埔寨，同时在中越边境制造摩擦，驱逐和打压华侨，边境冲突不断升级。中国与越南之间，过去的援助关系逐渐让位于现实的安全矛盾。
1978年12月，越南大规模进入柬埔寨。中国判断，越南正在成为苏联在东南亚的重要支点，边境压力和地区格局叠加，已经不能只靠外交交涉解决。中国军队随即在广西、云南方向完成部署，中苏边境也提高了戒备等级。
1979年2月17日，战役正式开始。东线部队从广西方向推进，西线部队从云南方向行动。广西部队于2月下旬攻打同登、谅山一带，3月4日占领谅山市；云南方向则控制高平等地。战斗中，越军依靠山地、坑道和民兵进行抵抗，中国军队也付出了伤亡，并非毫无代价的“轻松取胜”。
3月5日，中国宣布开始撤军。到3月16日，参战部队基本撤回国内。撤军速度较快，一方面是因为作战目的已经达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陷入长期占领，更不愿给苏联扩大介入留下借口。
民间文章常把许世友撤军前的安排概括为“三道命令”。第一道，是破坏或拆除部分军事、交通和通信设施；第二道，是撤走能够带回的物资；第三道，则是要求部队保持队形，互相掩护，有序撤离。这种概括有一定作战逻辑，但目前公开材料很难证明存在一份内容完全固定、措辞完全一致的“三条军令”。
撤退中的设施破坏，确实发生过。桥梁、道路、仓库、通信设备等，若继续完好存在，可能被越军迅速用于追击和反攻。军队撤离前实施工程破坏，是战争中的常见做法，目的主要是削弱对方的即时使用能力，并保障撤退安全，不能简单说成要让越南经济倒退十年。
物资处理也需要分开看。战争期间，部分军用物资、通信器材和可转运设备被带回或销毁，这是战场处置；但把所有援越物资全部收回，并称价值达到两百亿美元，缺少可靠的统一依据。援助涉及不同年份、不同部门和不同种类，折算口径不一，不能用一个未经核实的数字下定论。
真正体现指挥水平的，是撤退组织。越南军队熟悉地形，地方武装又可能混入村落，部队若各自撤走，很容易遭到伏击。因此，后卫部队承担掩护任务，工兵设置障碍，炮兵提供支援，主力分批后撤。许世友曾强调部队要保持秩序，不能因撤退而松散，这比所谓“带走一切”更符合军事实际。
有人问：“既然打赢了，为什么不继续向前？”答案恰恰在于战争目标。中国需要的是惩戒越南的边境挑衅，压缩其继续北上的能力，而不是占领越南或长期驻军。打到一定程度便撤，是对成本、国际环境和苏联反应的综合判断。
越南此后并未因一次战役立即“消失”，但战争确实加重了它的经济负担。长期军费、柬埔寨战事、对外关系紧张以及国内生产能力不足，彼此叠加，使越南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恢复。许世友的撤军部署，作用首先在战场和安全层面；越南后来的困难，则是战争、政策与地区格局共同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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