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深圳，邓小平来到这座尚在建设中的城市。陪同人员心里都明白，特区已经走了三年，但它究竟是走对了，还是走偏了，仍然承受着不小的争议。梁湘没有急着解释，只是陪着考察，把这座城市最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
那时的深圳，远没有后来那般繁华。道路、厂房、住宅和公共设施都不完善，资金不足，人才不足，经验也不足。隔着一条河，香港已经高度发达；回头再看深圳，许多地方仍像一张等待落笔的白纸。
偏偏是在这种条件下，梁湘接下了这副担子。
梁湘出生于1919年11月，广东开平人。华侨家庭的经历，使他较早接触教育，也让他拥有观察外部世界的机会。青年时期，他在广州等地求学，抗战前后投身革命工作，曾从事宣传、组织等方面的事务。那段经历没有把他塑造成只会执行命令的干部，反而使他养成了重调查、敢判断的办事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梁湘长期在广东工作，先后参与广州、韶关等地的政务与建设。几十年的地方经历，对城市交通、工业布局、住房建设和干部作风，他都有相当具体的认识。与只熟悉文件和会议的干部相比，梁湘更习惯到现场看问题。
这也是他后来能够走进深圳的原因。
1981年，广东决定为深圳寻找一位能够打开局面的负责人。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经济特区没有现成范本，稍有迟疑，城市建设就可能停滞；步子迈得过大，又容易引发更强烈的质疑。梁湘被调往深圳后，面对的并不是一座成熟城市，而是一项几乎从头开始的工程。
他很快发现，深圳缺的并不只是钱，更缺能够把规划变成现实的人。于是，基础设施被放在突出位置，大批基建工程兵进入深圳，承担道路、厂房、住宅等建设任务。今天看来，这些安排似乎顺理成章；放在当时，却意味着要打破许多旧有做法。
梁湘的思路很直接：没有道路，工厂进不来；没有厂房，产业落不了地；没有住房和生活设施，人才也留不住。城市建设不能只喊口号，必须一项一项把账算清，把工程做实。
难处随之而来。特区建设需要资金，单靠财政拨款远远不够。梁湘提出由地方承担责任、争取银行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办法在当时颇为大胆，反对声音并不少，有人担心风险，也有人认为这不符合传统的计划管理方式。
面对质疑，梁湘没有把责任推给下属。据有关回忆，他曾反复强调，深圳不能因为害怕犯错而什么都不做。对一座刚刚起步的城市来说，最危险的不是出现争论，而是没有改变困境的办法。
他的压力不仅来自工作内部，也来自外部舆论。深圳发展过快，投资规模较大，城市面貌变化明显，自然会引来不同看法。检举和批评不断出现，深圳干部也一度感到不安。梁湘清楚，特区如果没有中央层面的明确支持，很多探索很难持续。
转折发生在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时，主要看城市建设、工业发展和群众生活，没有急于作出判断。几天考察结束后，特区干部仍在等待消息。直到邓小平在广州肯定经济特区政策，深圳上下才真正放下心来。
这份肯定的意义，不只在于替深圳解了围，也为地方改革提供了更大的行动空间。梁湘此前推动的许多做法，终于不再只是一次地方试验，而被放在国家改革布局中重新审视。
有意思的是，梁湘并没有把深圳经验简单复制到海南。1988年，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中央需要一位熟悉地方建设、敢于承担风险的干部主持工作。此时梁湘已经69岁，却仍被任命为海南省首任省长。
海南与深圳不同。它面积更大，基础更弱，岛屿交通、产业结构、人才储备都有自身特点。梁湘到任后，重视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也注重根据海南的资源条件探索发展路径。他面对的仍是“从无到有”的局面，只是战场从珠江口换到了南海之滨。
从广州到深圳，再到海南，梁湘的经历并非一条平坦的升迁道路。真正支撑他的，是长期地方工作的积累，以及在关键关头敢于担责的性格。深圳最艰难的建设阶段，留下了他的身影；海南刚刚起步时，也留下了他的判断。
2008年，深圳有关方面为梁湘树立塑像。那座“拓荒牛”并不只是一个城市符号，也对应着一段需要有人在压力中迈步、在争议中施工的历史。梁湘的名字，正是这段历史中不可忽略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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