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四年寡居，二千万元奖励。
这两个数字放在潘达于身上，很容易把人看偏。
一个二十岁上下的苏州女子，婚后三个月丈夫病故；一个旧式大家族的孙媳妇，手里却压着两件三千年青铜重器。到一九五一年，她把大盂鼎、大克鼎捐给国家，授奖典礼上拿到“二千万元”奖金。
可那不是今天的二千万元。
那是旧币，折合后来人民币约二千元。更要紧的是，她没有靠这两件鼎换宅子、换金条、换后半生的安稳。
她把鼎交出去了。
潘达于原姓丁，一九〇六年前后生于苏州。十八岁那年，她嫁进苏州潘家，丈夫叫潘承镜。
潘家不是寻常人家。
往上数，有状元潘世恩；再往下，有官至工部尚书的潘祖荫。潘祖荫爱金石，家里收藏里最重的两件，就是大盂鼎和大克鼎。
一个通高过米，一个重二百多公斤。鼎腹里铸着长篇铭文，记的是西周王室的册命和赏赐。
这样的东西，放在谁家，都是烫手的。
婚事刚办完没多久，潘承镜病故。
潘家男丁凋零，嗣孙一死，门户像突然空了。潘达于没有改嫁，改随夫姓潘，留在南石子街潘宅里。
她留下，不只是守一间空房。
一九二五年，潘祖年去世后，潘氏旧藏的担子落到她肩上。家训很简单：“谨守护持，绝不示人。”
这八个字，往后压了她二十多年。
抗战一来，苏州局势变了。
日本侵略者搜城，收藏界又早知道潘家有重器。大盂鼎、大克鼎不能摆在屋里，也不能轻易搬出去。
潘达于请家人和工匠帮忙，在潘宅屋内撬开地砖，挖出深坑，做大木箱，把双鼎和一批青铜器藏入地下。
地砖重新铺回去。
屋里照旧摆上旧家具，外人看不出一点痕迹。
后来日本侵略者多次搜查潘家，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这批东西。双鼎在地下埋着，潘达于在地上守着。
这一埋，就是十几年。
一九五一年，上海博物馆筹建的消息传来，潘达于动了一个念头。
鼎不能永远埋在潘家地下。
七月，她让女儿潘家华代笔写信，表达捐献之意。信里说，盂、克二大鼎是具有全国性的重要文物，应该“贮藏得所，克保永久。”
话写得不长，分量很重。
一九五一年十月九日，上海市文管会举行授奖典礼。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发褒奖状，称潘达于家藏周代盂鼎、克鼎，历经兵火保存无恙，如今捐献政府、公诸人民，爱护民族文化遗产之心“至堪嘉尚”。
同时颁给她奖金二千万元。
这个数字后来常被说成天价，其实是旧币二千万元，约合新币二千元。潘达于真正交出去的，不是两件可以估价的古董，而是潘家几代人压在箱底的家藏命脉。
她没有反悔。
一九五二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双鼎入馆。到一九五九年，大盂鼎北上，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留在上海博物馆。
从此一南一北。
晚年的潘达于，生活并不奢华。那张褒奖状，挂在她简朴的卧室里，陪了她半个多世纪。
有人问起当年为什么献鼎，她说过一句很直的话：“因为相信共产党呀！”
女儿潘家华后来也说，母亲给国家献鼎，全家都支持，母亲给大克鼎找到了一个好归宿。
二〇〇四年，潘达于百岁寿辰，大盂鼎南下上海，与大克鼎重聚。两个分开半个世纪的“鼎兄鼎弟”，在展厅里并肩而立。
那一年，她已经很老了。
二〇〇七年八月八日，潘达于在苏州辞世，享年一百零二岁。她从婚后三个月守寡算起，寡居八十四年；从接过潘家文物算起，守鼎半生。
上海博物馆里，大克鼎仍在那里；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大盂鼎也仍在那里。
玻璃展柜前，人们看见的是青铜、铭文和三千年。
再往后看一层，是苏州潘宅地下那只木箱，是一位女子把一生守成一句话：国宝该归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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