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25日清晨，昆明机场，陈纳德盯着即将起飞的轰炸机，没有选择最直接的广州航线，而是让机群先飞往桂林，再向华南方向转进。地图上，这条路线似乎绕了一个弯，实际上却藏着一次精心设计的调动。
当时的中国天空，远没有今天这样稳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空军在持续作战中损失严重，能够独立执行大规模任务的飞机越来越少。到了1942年，真正能用于远程突袭的力量，已经相当有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据东南亚大片地区，中国原有的海上补给通道被切断。滇缅公路受阻，驼峰航线尚在开辟阶段，燃油、弹药和飞机都十分紧缺。陈纳德手中的美国陆军航空兵驻华特遣队，能调动的主力不过十余架战斗机和十架左右的轰炸机。
兵力少，机场也不安全。桂林既是前进基地，也是日军空袭的目标。若从这里直接扑向广州，日军很容易判断来袭方向，提前升空拦截。更麻烦的是，日本陆军航空队在华南仍握有数量优势，广州、香港一带部署着多个飞行部队。
陈纳德没有把希望寄托在硬碰硬上。
他和幕僚反复研究地图，发现从桂林向广州、香港飞行时，两支机群只要采取不同方向，便可能在空中交错而过。日军若认定目标是广州，就会把香港的战斗机调走；等日军发现判断失误，轰炸机已经接近真正的目标。
这就是“错肩”计划的由来。
为了让日军相信广州才是目标，陈纳德有意放出消息，声称广州的日本机场将成为重点打击对象。那段时间，相关动静被刻意做得很大，连起飞方向和行动意图都像是故意留给对手观察。
出发前，有人担心日本方面已经察觉。陈纳德只说：“计划不能靠数量取胜。”另一名军官接话：“那就让他们先猜错。”几句简单的话，反映出这次行动最核心的思路：不与强敌比规模，而是争取时间差。
10月25日，轰炸机和战斗机从昆明起飞，经桂林补充燃油后继续东进。日军很快得到消息，香港方面的战斗机被调往广州，准备与可能出现的美军机群交战。
然而，特遣队并没有直扑广州。机群飞到广州以南后突然改变航向，直取香港。此时，日军飞机正集中在广州附近，香港上空的防御出现空隙。没有预警系统及时发现目标，也没有足够时间重新组织拦截，日军的部署被自己的误判牵制住了。
轰炸机抵达香港时，港区仍未进入有效戒备。数架轰炸机从高空分批投弹，目标包括维多利亚港内的舰船、码头设施和储存物资的区域。爆炸接连发生，港口作业受到严重影响，弹药库和燃料设施也遭到波及。
其中最具破坏性的，是储油区被击中。大量油料燃烧，火势持续，数十万加仑燃油化为灰烬。对当时正把香港作为华南重要转运节点的日军来说，这不仅是一次物资损失，也打乱了后续调度。
日本方面当然不愿承认是判断失误。更有意思的是，港区英军战俘营附近也曾遭到炮火波及，日军试图借此要求战俘发表抗议，证明美军轰炸“误伤”盟军人员。但战俘拒绝配合，并指出现场弹片属于日军高射炮弹。日军想借题发挥，反而暴露了自身防空混乱。
一次成功还不够。香港遇袭后，日军加强了重点地区的防空部署，并把广州与香港的飞机调动得更加频繁。陈纳德判断，日军已经开始依赖“反向推测”：美军若第一次袭击香港，第二次大概还会故技重施。
11月23日，第二次行动展开。特遣队再次从昆明出发，经桂林转进。日军吸取前次教训，把广州方向的战斗机调往香港，准备拦截来袭机群。谁知这一次，轰炸机在广州附近便投下炸弹，直接攻击天河机场及其周边设施。
留守广州的日军部队没有及时接到警报，机场上的飞机来不及升空。地面目标遭到突然轰炸，人员和飞机均有损失。等香港方向的战斗机赶来时，机场已经陷入火海，能够实施拦截的时机早已错过。
两次行动的意义，不在于几次爆炸本身，而在于弱小空军如何利用情报、航线、时间和对手心理，迫使占优势的一方连续做出错误决定。日军飞机更多、机场更密集，却被“目标判断”牵着走。
不过，必须看到，“错肩”计划无法改变整个中国战场的空中力量对比。1943年3月，美国陆军航空兵驻华力量扩充为第十四航空队，装备和人员逐步增加。可到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衡阳、桂林等地相继失守，航空基地和物资仍面临巨大压力。
陈纳德的行动赢得了局部主动，却没有消除中国战场长期存在的制空权困境。那两次交错飞行，留在抗战空战史上的，正是以有限兵力撬动敌军部署的一次冒险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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