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冬天，哈尔滨，新香坊收容所外，李秀荣抱起了一个四岁的日本男孩。那时战争刚结束，寒风卷着积雪，许多孩子失去了父母，也失去了可以辨认的身份。
这个男孩后来被取名为野板祥三。关于他的身世，资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属于日本战败后滞留中国的战争遗孤。日本移民在东北经营多年，战败来临时，原先被宣传为“开拓”的计划迅速瓦解，留下的却是大量妇女和儿童。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日本关东军很快失去抵抗能力。部分军政人员率先撤离，许多移民家庭则被困在铁路沿线、村屯和城市之间。疾病、饥饿与寒冷接连袭来，有人倒在逃难途中，有人被迫与亲人失散，儿童尤其难以独自活下去。
哈尔滨当时设有多处收容机构，接纳了不少日本妇女和儿童。收容只是应急办法，真正让一些孩子活下来的，是普通中国家庭的接纳。李秀荣夫妇家境并不宽裕，却没有把这个孩子当作战争的延续，而是当成一个需要吃饭、穿衣、读书的孩子。
这份选择并不轻松。
抗战留下的伤痛尚未平复，许多中国人家中都有亲人遇难。邻里对收养日本遗孤并不总能理解，李秀荣夫妇也曾受到议论。有人觉得，侵略者的孩子不值得费心；也有人担心，收养他会给家庭带来麻烦。
李秀荣没有为孩子辩护太多，只说过一句：“孩子没有选择自己的父母，也没有选择战争。”
她和丈夫把男孩改用中国名字，尽量不再提及他的来历。家里有什么吃的，孩子也分一份；衣服旧了，就拆开重新缝补。那不是富裕家庭的收养，而是在生活本就紧张的年代，多添了一副碗筷，多承担一份责任。
野板祥三逐渐长大，学会了中国话，也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对他而言，哈尔滨的街道、学校和养父母，构成了最早也最具体的记忆。李秀荣夫妇看着他就业、成家，心里总算有了安慰。
有意思的是，战争遗孤的身份在很长时间里并不容易确认。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方面才逐步开展调查。由于档案散失、姓名变化和亲属失联，许多人的身世只能靠零散信件、旧记录以及当事人口述相互印证。
从1981年开始，日本遗孤陆续赴日寻亲。对这些已经在中国生活数十年的人来说，回到日本并不只是“找到亲人”那么简单。他们往往不会说日语，生活习惯和价值观也已深受中国社会影响。年龄偏大、缺少职业技能，又突然进入陌生的家庭关系，适应过程十分艰难。
有人回国后受到亲属接纳，也有人发现，血缘并不能自动消除隔阂。日本家庭有各自的继承和生活安排，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之间，也可能只剩下法律意义上的亲属关系。那些在中国长大的遗孤，常常既被视为家人，又被当成归来的外来者。
野板祥三后来恢复了日本姓名，并开始寻找生父。资料显示，他的生父曾是日本军人，但在战败撤离时，孩子被留在了中国。对于一个由养母抚养成人的人来说，生父代表的是血缘和出生地，养母代表的则是四十多年真实存在的日常。
这两种关系，未必能够在心里保持平衡。
上世纪九十年代，野板祥三前往日本探亲。临行前，李秀荣希望他早日回来，他也曾作出过承诺。1994年，他再次离开中国，此后便很少与养母联系。李秀荣身边的一些亲属也随他去了日本，这让老人更加难以理解。
她等了很久。
1997年，李秀荣意外摔伤，生活需要照料。对于一个年近耄耋的老人而言，最迫切的并不是物质补偿，而是养子能够回来见上一面。她曾托人传话，也盼过书信，可回应始终没有出现。有人说野板祥三拒绝探望，也有人认为，他在日本同样承受着家庭和生活压力。具体原因，至今缺少完整可靠的解释。
2005年，87岁的李秀荣仍在等待。她流泪，并不只是因为养子去了远方，更因为那段持续四十多年的母子关系，最终没有得到一个当面告别的结局。
战争制造了遗孤，也制造了身份、亲情与归属的重重裂缝。李秀荣当年收养的，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多年以后，她面对的却是一个拥有另一套家庭、姓名和人生选择的成年人。那些没有寄出的信、没有等到的脚步声，留在了哈尔滨的旧日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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