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华东野战军向徐州方向展开作战时，真正牵动战局的，不只是地图上的箭头，还有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大批乡村里连夜出发的独轮车。
车上装的可能是几袋粮食，也可能是炮弹、棉被和药品。路并不好走，车轮陷进泥里，推车的人便脱下鞋子，几个人一起往前顶。淮海战役的胜负，既在阵地上见高低，也在这样的运输线上较量。
这场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以及地方部队协同作战，先后歼灭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等部队。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的精锐力量遭到决定性打击，长江以北的战略格局由此发生根本变化。
战场上的指挥部署当然至关重要。粟裕根据敌我态势，提出集中兵力首先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方案，随后又抓住战机扩大战果。毛泽东曾评价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这一评价，讲的是军事指挥层面的关键作用。
但一支几十万人的大军持续作战，单靠勇气远远不够。枪炮需要弹药，伤员需要救治，士兵需要粮食，部队还要不断补充棉衣、鞋袜和燃料。前线每推进一步，后方都要付出成倍的组织成本。
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承担的正是这种全局性的组织工作。他并不直接站在某个主攻阵地上，却要协调地方党政机关、民兵组织和各地群众，把分散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形成支援前线的整体力量。
当时的华东解放区地域广阔，交通条件有限，国民党军又不断封锁道路。粮食从哪里征集，车辆如何编组，伤员送往何处，民工怎样轮换，都不能靠临时起意。饶漱石所负责的工作，本质上是把后方治理能力转化成战争保障能力。
有干部曾问：“前线催得这么急，物资能不能按时送到？”得到的回答很直接：“路再难，也要把东西送到部队手里。”这类话未必留下完整记录，却反映出支前工作最现实的要求：不是喊口号，而是让每一批物资真正抵达。
如果说饶漱石负责的是华东后方的统筹，那么刘瑞龙更多承担了前线支前工作的具体组织。作为华东地区支前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他长期奔走于苏北、鲁南、皖北等地，检查粮秣筹集、运输编组和民工调度，把后方的命令变成一条条能够运行的运输线。
刘瑞龙熟悉农村情况，也明白群众支前不能只靠行政命令。民工需要轮换，牲口需要草料，车辆需要修理，沿途还要安排休息和补给。哪一环出了问题，前线就可能少一车弹药、少一批粮食。正因如此，支前工作既是政治动员，也是细密的后勤管理。
淮海战役期间，解放区群众投入支前的人数达到数百万人。陈毅后来所说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并不是文学化夸张，而是对战争形态的概括。大量民工肩挑车推，昼夜接力，构成了部队身后的庞大运输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支前群众并不只是运粮运弹。担架队负责转运伤员，地方医院收治伤病员，妇女群众赶制军鞋和被服，基层干部还要维持治安、保护交通线。军队在前面作战，地方社会则以另一种方式参与战斗。
饶漱石和刘瑞龙的贡献，不能简单理解为“没有拿枪却立了功”。更准确地说，他们把华东解放区的人力、物力和组织系统连接起来，使前线部队能够连续作战。没有这套支撑，粟裕等将领的作战构想就很难转化为战场上的实际胜势。
淮海战役的历史叙述中，人们容易记住攻城、歼敌和将领决策，却容易忽略那些看不见硝烟的环节。饶漱石负责全局协调，刘瑞龙深入支前一线，二人分工不同，作用却彼此相连。他们没有成为最醒目的战场人物，却在枪炮声之外，托住了这场大战最沉重的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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