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子玉
出品 | 子玉史院
历史上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在政治上往往不得志，甚至被同僚排挤，但当帝国遭遇危机时，能够力挽狂澜且勇于担责的一定是他们，比如郭子仪。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边军都被调往内地平叛，吐蕃、党项等就趁机侵蚀大唐边地。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吐蕃军攻陷部分唐朝在陇右道的边防据点，次年，又攻陷鄯州。乾元元年（758），攻陷河源军（今青海西宁），上元元年（760）又攻陷廓州。
宝应元年（762）正月，吐蕃虽然遣使来长安，与唐朝歃血盟誓，但当年又出军攻陷陇右道的秦、成、渭等州。
作为名将，又常年镇守边地，郭子仪是最早嗅到危险气息的人，他在广德元年（763）初就几次上奏提醒唐代宗，要对吐蕃、党项早做防备。
但代宗却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重视吐蕃问题。当年七月，吐蕃大举入侵，入大震关，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西北的数十州先后失陷，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都被吐蕃军队控制。
从这就可以看出，不管是王朝还是个人，一定要有危机意识，只有早做防备才能避免危机，或者降低损失。唐代宗危机意识不强，对局势的认识不够深刻，所以就导致了吐蕃军队攻陷京师长安的严重后果。
这也就罢了，在边将向朝廷告急时，宦官程元振竟然将军情压住，没有及时向代宗汇报，导致局势进一步失控。只能说，不管是安史之乱还是西北的边患，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大唐严重的内部矛盾造成的。
十月一日，代宗面对吐蕃进犯泾州、邠州的现实终于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于是就紧急下诏令各地节度使率军入援京师。次日，吐蕃骑兵已经到了武功，京师大震。
代宗再次紧急下诏，以雍王李适为关内兵马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我们都知道，这种任命，宗室只是挂名而已，具体工作还是得由作为副帅的郭子仪负责。之前，唐肃宗将收复两京的重任交给了郭子仪，如今，代宗在面临危机时想起的还是郭子仪。
起用郭子仪以解决危机已经成为帝国君臣下意识的反应，因为，没有人有统筹指挥军事的威望、抵御强敌的能力。在真正的危机面前，内部斗争会自动让位，成为次要矛盾。
而郭子仪接手的却是一手烂牌，因为，他已经被解除兵权一年多，身边没人，就只能临时召集了几十名骑兵，紧急赶往前线。而吐蕃与吐谷浑、党项等组成的联军却多达20万人。
十月六日，在抵御吐蕃军队的过程中，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日将部全军覆没，吐蕃前锋因此直抵咸阳。面对危机，代宗就在本能的驱使下于十月七日东奔，前往陕州避难。身在咸阳的郭子仪在得知代宗东奔的消息后就赶紧回了长安。
面对这种历史变局，有人就准备投机，射声将王献忠挟持丰王李珙等十位亲王西去投降吐蕃军，走到安远门时与从咸阳赶回的郭子仪撞上。于是，王献忠又蛊惑郭子仪利用变局立丰王李珙为帝。
李珙也有称帝的野心，就催郭子仪表态，郭子仪则是严厉批评了丰王，说他不讲武德，并将其控制送往代宗处。
郭子仪此举避免了大唐在危急时刻政治的分裂，维护了代宗的皇权，同时也保护了自己。代宗则下诏赐丰王自裁。
在皇帝出奔，京师无军的情况下，吐蕃军就进入了长安，大肆对长安实施挖地三尺的洗劫。而投降吐蕃的唐将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则趁机拥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
这里，子玉谈一下自己的观点。自安史之乱爆发后，这是大唐京师长安城第二次失陷，但此次失陷对于唐朝的打击更大，因为，安史叛军攻陷京师毕竟是内乱，而吐蕃却是妥妥的外患，京师被外患攻陷说明大唐的对外防御力已经非常弱，同时，大唐皇帝的威望也下降到了极点。
大唐皇帝的威望严重下降
面对这种局面，郭子仪也迷茫了，因为他手中无兵，不知道该如何出牌。行军判官王延昌、监察御史李萼就建议郭子仪前往商州。郭子仪表示同意。
在前往商州的途中，到达商州后，郭子仪收集了一部分散兵，有了四千余人的军事力量。
值得一说的是，这些散兵之前是处于沿途抢掠的混乱状态，是郭子仪以勤王大义说服他们，效忠朝廷。从这就能看出郭子仪的威望，也只有他能将已经失控的溃兵、散兵再次整合起来，成为一支具备一定战斗力的军队。
十月十二日，代宗在率领神策军的宦官鱼朝恩的护卫下到达陕州，代宗在到达陕州后的第一件事是，传诏让郭子仪来陕州护驾。但郭子仪的意见却是，只有自己坐镇关中，吐蕃军队就不敢东进，代宗才是安全的。同时，郭子仪还向代宗表态，一定要收复京师，完了再去见皇帝。
代宗是在乱世中经历过磨难的人，且曾长期与郭子仪并肩作战，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及判断力，他认为郭子仪说的有道理，表示支持郭子仪。
这个时候，各地勤王大军也陆续赶往长安，比如，鄜（fū）州节度使白孝德。
对历史比较敏感的朋友可能已经看出了问题，那就是，唐朝的地方军对于此次事件反应非常迟钝，对勤王一事很不上心，之所以会如此是由宦官专权所致。我们都知道，安史之乱爆发后，宦官就逐渐掌握了权力，前有李辅国，后有鱼朝恩、程元振等人。
宝应元年（762）九月，程元振被加授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走到了权力中心，在掌握了权力之后，程元振就大肆打击朝臣和地方上的节度使，子玉这里举三个例子：左仆射裴冕因为与程元振有矛盾，程元振就进谗言将裴冕贬为黔中道施州刺史；镇守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因为曾拒绝过程元振的请托，遭程元振忌恨，762年八月，来瑱入朝，喜提兵部尚书、平章事，这时，程元振就诬陷来瑱，说他与叛军有联系，私下还说过对皇帝不敬的话，代宗于是就将来瑱流放黔中道播州，随后又赐死；六月，同华节度使李怀让又遭程元振诬陷，在恐惧中自杀。
当这些“新闻”传到地方节度使耳中后，大家自然就对朝廷产生了防御心理，变得拥兵自重，因此，当吐蕃进犯时，地方节度使不是在观望，就是故意放慢行军速度，导致吐蕃军攻陷了京师。
对此，之后上奏弹劾宦官程元振的太常博士柳伉就说得非常清楚，表示：“自十月一日征召诸道兵马入援勤王，将近四十天，但无一兵一卒入关赴难，这是地方背叛陛下。”
这再次验证了子玉以上的观点：军事危机往往是政治矛盾造成的，唐朝宦官专权的现象不仅导致皇权旁落，更导致了藩镇的拥兵自重。
从这就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对大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郭子仪在商州收集了一些士卒后就作出了这样的部署：派左羽林将军长孙全绪率200骑兵前往蓝田，侦察敌情；命第五琦代理京兆尹，与长孙全绪一道前去；遣禁军将领张知节在后方策应。
长孙全绪到了蓝田后就白天擂鼓摇旗，晚上点火，造成唐朝大军大举西来的假象，同时又率200骑兵西渡浐水以进一步造势。
长安城中的民众也在内配合郭子仪，散播郭子仪已经率领大军从商州赶来的消息。
你想，吐蕃军队占领长安本来就心虚，如今又被这些假象、流言轮番轰炸，就更加恐惧，于是开始从长安撤军。长孙全绪则进一步派一些禁军潜入城内，在夜间故意闹事，加剧吐蕃军的恐惧情绪。
吐蕃军在出现草木皆兵的幻觉后就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完全撤出了长安。
大唐的边患主要来自吐蕃
可见，郭子仪此次收复长安城完全是智取，但这也是没办法，因为他手中的牌实在有限。再加上吐蕃是外患，心里也虚，完全可以打智取这张牌。
在收到唐军已经收复京师的消息后，代宗就诏命郭子仪为西京留守。十一月初三，郭子仪进入长安城。
接下来就是整顿京师秩序的动作，为了迅速稳定秩序，郭子仪先后斩杀了自称京兆尹的禁军将领王甫、射声军将赵璘。
但程元振因为心虚却于此时忽悠代宗迁都洛阳，郭子仪在得知消息后就赶紧上奏章劝代宗，详细向代宗陈述了定都长安的好处及迁都洛阳的坏处。
实事求是地说，代宗如果迁都洛阳只会进一步受控于藩镇和宦官。
在看了郭子仪的奏章后，代宗也明白了过来，表示：“郭子仪真社稷之臣！”决定返回长安。
对于此事，子玉的观点是，以代宗的政治段位他不可能不明白迁都洛阳的坏处，之所以答应迁都是因为，当时身在陕州的他已经完全受制于宦官，而郭子仪的奏章就刚好能起到声援的作用，代宗顺势就作出了返回长安的决定。
十二月二十六日，代宗返回长安，为了回报郭子仪，代宗赐予他铁券，同时下令在太极宫中的凌烟阁画了郭子仪的像。
总结此次吐蕃攻陷京师事件，大唐皇权的威望进一步被稀释，且皇帝进一步受制于宦官，因为，代宗在东奔的过程中正是宦官鱼朝恩及时率领神策军前来护驾，护卫代宗来到了陕州，战后，鱼朝恩就以勤王、护驾之功充任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神策军则升级成为了禁军。
这里，子玉也延伸说一下神策军的历史。神策军本来是一支边军，由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创建，驻地在洮州（今甘肃临潭县）西南的磨环川。安史之乱爆发后，神策军将卫伯玉领率1000神策军东下陕州。随后，神策军的原驻地就被吐蕃军给侵占。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卫伯玉升任神策军节度使，他被调走后，神策军由陕西节度使郭英乂统率，郭英乂入朝后，神策军的控制权就落在了宦官鱼朝恩的手里。正是因为如此，鱼朝恩才有了勤王、护驾的机会，积累了更大的政治资本。
自此，宦官不仅拥有总监帝国军队的权力，更拥有了禁军的控制权，宦官专权成为了帝国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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