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商周
1915年1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篇《欧洲七女杰》的文章，介绍了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七位杰出的欧洲女性。其中让人至今依然耳熟能详的包括波兰科学家居里夫人、英国护理学家南丁格尔、法国军事家贞德。
不过其中更吸引我注意的，倒是大众不太熟知的法国女学者克莱芒丝·罗耶（Clémence Royer）。
自学成才的杰出女性
对罗耶，陈独秀是这样描述的：
“罗月，法兰西人也。生于西历一八〇三年（注：是1830年，原文有误）。少适瑞士，治博物及哲学。年三十，执教于瑞士某女黉，授伦理学与哲学。复主某经济学报政。著有《论税》、《天文史》、《道德公例》、《哲学概略》诸书，深为学林所重。一九〇二年卒。”
看得出来，罗耶不仅是一名学者，而且在经济、科学、哲学等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
生于1830年的欧洲女性，要想成为一名学者，是一件堪比登天的难事，因为那时的欧洲女性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一个例子就是生于1829年的巴斯德夫人，虽然接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但一辈子只能默默地站在巴斯德的身后。天下闻名的居里夫人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家，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她晚出生了三十年，赶上了女子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年代。
罗耶能在那个时代成为一名跨领域的学者，是因为她的自学成才。
罗耶于1830年出生于法国西部的南特，她是军官奥古斯汀-雷内·罗耶（Augustin-René Royer）与裁缝若泽菲娜-加布里埃尔·奥杜阿尔（Joséphine-Gabrielle Audouard）的私生女。七年后父母结婚，她才改随父姓，从此获得了后来的名字。
在人生最初的十年里，罗耶一直在家里接受父母的教育。10岁那年她有机会进入勒芒的一所修道院学校就读，但在那里过得并不愉快，仅待了很短的时间便离开，回到家中在父母的指导下学习。
罗耶13岁时，全家搬到巴黎。不久后父母离异，父亲回到自己的故乡，罗耶和母亲则留在巴黎生活。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时，18岁的罗耶深受共和主义思想的感染，在政治上和保皇派的父亲有了完全不同的理念。一年后，罗耶的父亲去世，作为独生女的她获得了父亲的遗产，这使她能够专心在图书馆自学，并在三年后参加国家考试，获得了数学、法语和音乐的中学教师资格。
1854年，有了教师资格证的罗耶前往英国，在威尔士哈弗福韦斯特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教授法语和音乐。在英国这一年的工作经历，不仅让罗耶的英语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也大大拓宽了她的眼界。
返回法国后，罗耶曾先后在图赖讷以及博韦的两所学校短暂任教，然后于1856年前往瑞士生活。因为父亲的遗产还有一些，这让她不用太为生计奔波。在这段时间里，她有了更为广泛的阅读和思考，也结识了一群以自由思想家帕斯卡·迪普拉（Pascal Duprat）为核心的法国流亡者。
迪普拉当时在洛桑学院教授政治科学，并创办了《新经济学家》报以及《经济学家杂志》。罗耶开始在迪普拉的杂志社担任助手，并在其鼓励和支持下开始为杂志撰写文章。1860年，罗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女性哲学导论》，这是她在当地开设专门面向女性读者的逻辑学和哲学课程的演讲稿。
因为这段同事经历，罗耶成为了已经有家室的迪普拉的生活伴侣，后来两人还有了一个儿子。
罗耶的阅读和思考领域广泛，哲学、历史学、博物学、经济学、人口学都有涉猎。当1860年瑞士沃州设立奖项征集关于个人所得税的最佳论文时，罗耶提交了一部探讨所得税历史与实践的书稿并荣获二等奖。
这本题为《税收理论或社会什一税》的书于1862年出版，这也是罗耶写作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从此她慢慢在国际上有了知名度，后来以自由作家、学者、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在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欧洲多个国家生活。同时，她是《经济学家杂志》的长期供稿人，发表文学评论和探讨社会科学话题的文章。
1870年，罗耶当选巴黎人类学学会成员，成为法国第一位加入科学学会的女性。此后15年多，她一直是该学会唯一的女性成员。1881年，罗耶创立了哲学与道德研究学会。1884年，她成为第一位在索邦大学授课的女性。1900年，七十岁的她更是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作为学者的罗耶著述颇丰。除了陈独秀文章里提到的涉及经济、哲学、道德、天文的四部著作，罗耶还在1864年出版了一部通俗剧小说《海拉斯的双胞胎》，1870年出版了《人类与社会的起源》。1900年，70岁的罗耶更是写成了《世界的构成：原子动力学与自然哲学新原理》。在这部长达八百多页的巨著的扉页，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真理往往隐藏在深井之中。——德谟克利特。
愿人们去那里寻找它。——作者。”
在这部晚年的科学著作里，她对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传统原子论提出了挑战，认为原子不是死板、坚硬的固体，而是充满动力学特征的实体。虽然她的理论并不正确，但从中依然能看到她试图提出一种全新的“自然哲学”体系的雄心。
- 1900年时的罗耶画像和她同年出版的《世界的构成：原子动力学与自然哲学新原理》 （图源:维基百科）
作为十九世纪罕见的在学术界活跃的女性，罗耶受到当时男性上流社会的承认。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对罗耶有过这样一个评价：“她几乎是一个具有天才的男人。”
随着历史的发展，罗耶的价值在当代显得愈发显著。1985年，法国哲学家热妮维耶芙·弗雷斯（Geneviève Fraisse）为罗耶撰写了传记：《克莱芒丝·罗耶：哲学家与女科学家》；2005年，法国学者阿琳·德马尔斯（Aline Demars）为她撰写的传记则更是用了一个特别的标题：《无畏的克莱芒丝·罗耶》。
而且，她的价值不仅在法国得到了承认。1997年，美国传记作家乔伊·哈维（Joy Harvey）创作出版了关于罗耶的传记，书名就采用了勒南对罗耶的评价：《“几乎是一个男性天才”：克莱芒丝·罗耶、女权主义与19世纪科学》。
就像中文世界有时会把杰出的女性称为“先生”一样，尽管这种以男性标准衡量女性成就的做法今天看来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些女性所取得成就的非凡。陈独秀之所以将罗耶列入“欧洲七女杰”，原因也正在于此。
但让罗耶在今天还为科学界熟知的，却是因为她和进化论的创立者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交往与恩怨。
从惊喜到抱怨
1859年底，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伦敦由约翰·默里出版社出版，首印1250册很快销售一空，不仅在英国学界引起轰动，也迅速在国际上产生影响。1860年，美国阿普尔顿出版社在纽约印出了英文的另一个版本。同年，《物种起源》被翻译成德语在斯图加特出版。
《物种起源》在英语和德语世界受到欢迎，也使达尔文迫切希望将这部著作译成法语出版。
达尔文首先接触的是贝洛克夫人（Mme Belloc），但对方在阅读后以“内容过于深奥和科学”为由拒绝了翻译邀请。随后，另一位法国人主动请缨，即法国政治流亡者皮埃尔·塔兰迪尔（Pierre Talandier），达尔文也表示同意。然而，由于塔兰迪尔敏感的政治背景，没有法国出版商愿意承担政治风险。
就在达尔文一筹莫展之际，曾在英国工作、当时居住在瑞士的罗耶通过中介联系到他。她不仅表达了对进化论的浓厚兴趣，还成功说服了一家愿意承担风险的法国出版商。对达尔文而言，罗耶的出现无异于雪中送炭。
就这样，他欣然授予罗耶法语版翻译版权，并立即让约翰·默里出版社寄去了样书。
翻译进展很快，出版进程也基本符合达尔文预期。1862年6月，七百多页的《物种起源》法文版在巴黎由维克多·马松父子公司与吉约曼公司联合出版，成为继英语、德语、荷兰语之后的第四种版本。
但当达尔文收到罗耶寄来的书后，他短暂的欣喜很快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无奈、震惊与不满。在给好友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罗耶的不满：
“在《物种起源》的几乎每一处，当我表达强烈怀疑时，她都会附上一条注释，解释其中的难点，或者声称根本不存在任何难点！！真令人好奇，这世上竟有如此自负的人。”
更令达尔文不满的是，罗耶为法语版《物种起源》撰写了一篇长达六十多页、与科学内容无关的前言，用来阐述她在政治、道德、社会与宗教方面的观点，甚至公开批评和谩骂天主教会。
此时的达尔文虽然不再相信神创论，但也并未公开批评宗教机构。
此外，罗耶还将进化论延伸至社会领域，认为人类社会中的优胜劣汰同样是一种自然规律，并批评社会对弱者和残疾人的保护会阻碍社会的进步。这种后来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也是达尔文本人所极力反对的。
在科学层面，达尔文认为物种演化是对环境的适应，人类与动植物并无本质上的高低之分。而罗耶将进化理解为具有“进步方向”的过程，这更接近法国博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的观点。换句话说，她实际上是以拉马克主义框架重新解释达尔文的进化论。
她不仅在前言中表达这一观点，还直接体现在书名修改上，将原书名“论借助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优势品系的保存”改为“论物种起源，或生命的进步法则”。
面对达尔文的不满和抗议，1866年《物种起源》第二版法译本出版时，罗耶在达尔文强烈要求下做了大量修订。
她将书名改为“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物体的转化法则”，虽然仍与原标题有差异，但总算去掉了关键的“进步”一词。同时，那篇长达六十多页的前言也得到了修改，变得更为简短与温和。总体而言，1866年的第二版法语译本是双方协商后的结果。虽然仍有一些令达尔文不满之处，但在勉强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如果不是随后第三版引发的风波，两人的关系就不会走向决裂。
从不满到决裂
1868年，达尔文出版《动物和植物在驯养下的变异》，提出“泛生论”假说，用以解释遗传机制。
在该理论中，达尔文假设生物体的每个细胞和器官都会不断产生一种称为“微芽”的极微小粒子，这些微芽进入血液循环，最终汇聚到生殖器官形成精子与卵子，从而遗传给下一代。如果个体在后天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也会通过微芽机制传递。
因为《物种起源》法语版翻译的不愉快，达尔文将《动物和植物在驯养下的变异》的法语翻译授权给了瑞士动物学家让-雅克·穆利尼埃（Jean-Jacques Moulinié），出版方也换成了雷恩瓦尔德公司。
这一改变使罗耶产生了不满。1870年，在没有与达尔文事先沟通的情况下，罗耶推出了法语版《物种起源》第三版。
在这一版本中，正文部分基本沿用了第二版内容，尽管英文版在此期间已更新至第四版和第五版，但这些修订都被罗耶忽视了。
与1866年的第二版相比，罗耶的第三版的主要变化集中在前言部分， 在这里她新增了大约20页内容，主要用于批评达尔文最近提出的泛生论。
达尔文的泛生论后来被证明是错的，罗耶对泛生论的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正确。例如，她指出达尔文设想的“全身细胞产生微芽并通过血液定向聚集到生殖器官”的机制，在解剖学与生理学上缺乏证据支持。此外，她还指出植物并不存在类似血液循环系统，却同样能够将性状遗传给后代。
罗耶在这里运用自学获得的解剖学知识，确实指出了泛生论的关键问题，但她对达尔文的其他批评则有明显错误。例如，她批评达尔文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拉马克主义是不够的，并认为应当更加彻底地采纳拉马克观点。换句话说，她实际上主张以拉马克学说取代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框架。
面对罗耶在未沟通情况下出版第三版法译本，达尔文感到了被冒犯。他无法接受译者在翻译自己的书中对其理论进行公开批判，同时也对罗耶无视英文版第四版与第五版修订内容感到愤怒。
随后，达尔文撤销了对罗耶翻译《物种起源》的授权，两人的关系从此彻底破裂。
她至死都没有理解进化论
1882年4月，达尔文在家中去世。借此机会，罗耶与另一家出版商弗拉马里翁合作，趁机推出她翻译的《物种起源》第四版。
在正文部分，她依据最新英文版做了少量修改，但仍忽略了英文第六版中最重要的新增内容。
与此前多个版本一样，该版本的特点仍主要体现在正文内容之外。
一方面，罗耶新增了一篇5页的《第四版读者告示》，回顾该书在法国传播20年的历程，并回应学界对她的批评，同时宣告进化论的胜利。她在文中肯定了刚刚去世的达尔文的伟大，但又声称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来自她1870年发表的《人类于社会的起源》。
另一方面，罗耶仍然坚持将其进化论解释纳入拉马克主义框架，坚称自己早期对进化论的修正和评论是正确的。她还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完整收录了第一版中那篇长达六十多页、极具个人色彩的前言。
此时达尔文已去世，无法再对此提出抗议。
从1862年法文版第一版发表，到1882年第四版出版，二十年过去了，罗耶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却没有任何进步，一直迷失在拉马克学说的迷宫里。
尽管在法国学界具有一定声望，但这没有给罗耶带来丰厚的收入，她的晚年生活较为拮据。由于缺乏法律婚姻关系，她的终身伴侣迪普拉去世后未能给她留下遗产，她不得不在专门收容文学和艺术家的加利尼亚尼养老院度过晚年，直到1902年2月去世。
罗耶去世后，《女性文献》杂志为她刊登了这样的讣告：
“今年二月，哲学家克莱芒丝·罗耶在巴黎加利尼亚尼收容所逝世，她是法国第一个理解并翻译达尔文的人……”
自1862年开始翻译《物种起源》以来，罗耶将进化论介绍到法国。在随后四十多年里，罗耶一直在法国弘扬进化论。正是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直接影响下，罗耶开始思考人类和社会问题，写出了自己的专著《人类与社会的起源》；进化论也影响了她的宇宙观，让她提出原子充满变化的观点，并有了建立一种全新的“自然哲学”体系的雄心。
遗憾的是，生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罗耶没有得到专业的科学训练，雄心勃勃地提出的科学概念都是错误的。这位在法国宣传了几十年进化论的杰出女性，至死也没有触摸到生物演化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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