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8月17日上午，“踏访中山故里·追寻伟大足迹”座谈会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主办、广东晟地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协办。革命先烈赵世炎之孙赵新炎应邀参加此次活动。本文依据其在活动中的发言整理而成。
我们来到孙中山先生的家乡，他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天下为公”是孙先生影响深远的口号，直到今天。
中国有两千多年帝制历史，推翻帝制难度非常大。包括孙先生在内的中国革命者们，一步一步地走下来了。
在辛亥革命时期，我的祖父赵世炎虽然年纪不大，但受到的影响却很大。因为他有位老师王勃山曾经做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王家与我们赵家在同一个镇上，当时的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
▲赵世炎（1901-1927）
大元帅府的秘书长前后有很多任，王勃山是其中之一。他有位很有名的女婿，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瞿秋白。
在王勃山影响下，我祖父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但已经形成了革命的想法和对革命的追求。
那时国家山河破碎，世界列强都要来瓜分中国。日本和俄国强占大片土地，法国传播天主教要把中国变成天主教国家，英国则要倾销它的工业品，每个列强都把中国当做一块肥肉来掠夺。
当年报纸刊登过很有名的一幅画《时局图》，生动揭示了列强在疯狂掠夺瓜分中国。
那时很多先进青年虽然意识到“我们必须奋起去救国”，但是对救国的道路怎么走，其实还是很迷茫，大家都在探索。
我祖父赵世炎1920年5月份到法国参加勤工俭学运动，临行前在上海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建党活动。而且他从上中学的时候就在追随李大钊，是李大钊特别认可的一个助手。
我祖父去法国之前，陈独秀对他说：你去法国有两件事，一是要建党，二是把我两个儿子给带回到正确的思想道路上，他们离我的思想越来越远了。
我祖父完成了这两件事。他和张申府、周恩来等人一起建立了中共旅欧党组织。他还说服了陈延年和陈乔年，信仰陈独秀所推行的共产主义。后来，陈延年、陈乔年和我祖父牺牲后，他们的墓碑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挨在一起。实际上是纪念性的墓碑。
1923年年初，按照陈独秀的要求，赵世炎他们开始陆续从欧洲到苏联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他和陈延年兄弟都在第一批的12人中。
▲1922年6月，赵世炎等留学生在法国。前排左起：左二赵世炎，左六陈乔年，左八陈延年，左十一王若飞；后排左九为周恩来
在苏联时期，他们与国共合作密切相关。这些在东方大学的共产党人，很多人也具有国民党员的身份。但是，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好像很少。
最近，我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看到了一份档案资料，是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档案。因为没钱，国民党党史馆现在关闭了，但是近代史研究所存有不少资料。
1924年国民党中央签发了一份电报给在苏联的赵世炎，是在“宣传工作的口径”方面对他进行指导。这边发电报的人是林伯渠，那边收电报的人是赵世炎。说明赵世炎也是国民党人的身份，他才能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指示。
我祖父在东方大学的时候，还发生过一件事情。
1923年9月，孙中山让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当时，蒋介石代表团的翻译是共产党人张太雷。蒋介石等四人到了苏联之后，当时在东方大学的中共党组织派赵世炎陪同蒋介石去拜访一些苏联的机构。
在此过程中，有一个插曲。据彭述之（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回忆录记载，有一天，东方大学的党组织准备跟蒋介石搞一个联欢会，想让他看一看优秀青年共产党人的风采。
当时，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彭述之四人和蒋介石代表团的四个人一起联欢。我们这边四个人都是中共党员，蒋介石那边的张太雷和沈玄庐（后叛变，成为杀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也是中共党员，等于八个人坐在一起，其中六个人是中共党员。大家一起聚餐联欢，到了比较高兴的时候，蒋介石端着酒杯突然站起来说：“大家跟我喊苏维埃万岁。”然后，大家就跟着他喊苏维埃万岁。
但是，仅仅过了两三年，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就陆续被蒋介石下令杀害，张太雷在广州起义时牺牲。短短几年之后，与蒋介石同桌的四名中共领导人就牺牲在国民党的枪口下。
我祖父赵世炎于1924年年底回到国内。当时，从东方大学回国的干部都是统一到上海后，由中央分配工作。但是，赵世炎的情况比较特殊，李大钊要求他必须回到北方，所以他就直接到北方在北京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各地工作。
1924年12月，孙中山北上经过天津到北京。这时在北京协助李大钊领导党的工作的赵世炎遇到了很大的挑战，面对孙中山该不该北上这件事，北京的党组织内部是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不应该来，另一派意见认为应该来。
在1924年11月7号那天，赵世炎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孙中山可以北来吗》。这篇文章明确指出，现在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邀请孙中山北上，而孙中孙先生当时虽然已经同意北上，但应该进一步亮明态度。
当时，北京的中共党组织正与国民党合作，他们作为北方革命党的党组织就提出，孙先生应该以建国大纲来答复那些邀请他北上的人。明确告诉他们：我要北上，条件是我要按照建国大纲去建中华民国，不是说你们叫我来就来，随便谈谈就完了。而且，对冯玉祥段祺瑞等人的态度应该是“合则留不合则去”。
当然，孙先生他是有自己的大局观。他还是北上了，到北京后很快就病逝，也来不及再谈什么。
同一天，我祖父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收到《赵世炎文集》里，题目很敏感，叫《冯玉祥配称革命吗》。文章中说，他是个挂着十字架的人，今天投靠这个，明天投靠那个。当时讲首都革命，现在回头看，首都革命这个词不是我们先提的，是西方人先提的。因为挂着十字架的军队进了北京，把皇帝给给赶下来了。西方人认为这是基督的胜利，北方的中共和国民党的党组织都认为这不是革命，就是一个投机者挂了个国民军的旗号而已。
旧军阀段祺瑞就更不用说了。而张作霖的背后则是日本帝国主义。
这三个人邀请孙先生北上，那孙先生应该要警惕。当时的观念，认为冯玉祥背后是英美势力，张作霖背后就是日本势力。
文章明确提出，这次所谓的北京革命，是帝国主义外交的胜利，不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所以，孙先生一定要以建国大纲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旗帜鲜明地搞我们的国民革命。
孙中山先生北上的时候，赵世炎参加了欢迎团，从北京到天津去欢迎孙先生北上。
▲赵世炎
我们回望过去，这一路过来，感慨良多。我祖父赵世炎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我祖母夏之栩1922年加入共青团次年初转为党员，他们都很早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时期，也都按照中共的统一要求以个人身份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
这里引用赵世炎的两段话，当时都发表在刊物上——
我们崇仰中山先生的为人，尤其崇仰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觉，是现代中国民族革命的领袖。
开中国革命之局是中山先生，三十年来继续革命事业而不衰的是中山先生，号召现时全国革命运动的，舍中山先生外更没有第二人。
——赵世炎《中山先生北来的意义》，1924年11月30日，《政治生活》第23期，署名:士炎
我祖父高度赞扬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孙先生的伟大形象，引导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
▲赵新炎
先辈的牺牲，实际上都是为了今天的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和孙先生讲的天下为公的大道理是完全一致的。
编辑：李秀平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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