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公开发表了一番话，因为这番话触犯法律而承担责任，这在古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可是，如果一个人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心里对某项政策、某道命令不以为然，甚至没有把这种不满说出来，仅仅因为被认为“心里反对”，也可以因此获罪吗？
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确实发生过这样一桩案件。
它的罪名，叫“腹诽”。
故事的主人公，是汉武帝时期的大农令颜异。
不过，在说颜异之前，还得先说说汉文帝。
汉文帝曾经废除“诽谤妖言之罪”
汉文帝二年，汉文帝下了一道很有意思的诏书，
他说：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
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置进善之旌、诽谤之木，就是为了让人能够提出意见，以便皇帝听到不同的声音。
可是现在的法律却有“诽谤妖言之罪”，结果使群臣不敢尽情说话，皇帝也就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过失。因此，他下令把这些罪名废除。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汉文帝时期的“诽谤妖言之罪”，不能简单地按照今天法律意义上的“诽谤罪”来理解。
今天所说的诽谤，通常是指故意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而汉代所谓“诽谤”，其含义要宽得多，尤其是在政治语境中，可以包括对皇帝、朝政以及政治事务的批评和议论。
从汉文帝自己的诏书就能看出来，他担心的正是臣民因为害怕被扣上“诽谤”的罪名，而不敢把真实想法说出来。
所以，这里的“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今天意义上的“取消诽谤罪”，而更接近于取消以政治批评、所谓“妖言”等为由进行惩罚的禁令。
汉文帝的这番话，还有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如果一个皇帝只能听到赞美，而听不到批评，他就很难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做错事情。
到了汉武帝时代，事情却发生了变化
几十年以后，到了汉武帝时期，政治环境已经发生变化。
《史记·平准书》记载，大农令颜异原来是济南的一名亭长，因为廉洁正直，一步步升到了九卿的位置。
有一次，汉武帝和张汤创制白鹿皮币，汉武帝询问颜异的意见。
颜异回答说：“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
意思是诸侯朝贺所用的苍璧价值不过几千钱，而作为礼物的白鹿皮却要四十万钱，价格和实际价值很不相称。
汉武帝听了很不高兴，而张汤与颜异本来又有嫌隙。
后来有人告发颜异，案件交给张汤审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腹诽案”。
有一天，颜异与客人谈话。
客人谈到刚刚颁布的法令，说其中有不方便的地方。
颜异没有回答，只是“微反唇”。
张汤于是抓住了这一点。
他认为，颜异身为九卿，既然觉得法令不方便，却没有向皇帝提出意见，反而在心里诽谤。
于是奏称：“不入言而腹诽，论死。”
颜异最终因此被处死。
司马迁紧接着写下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从此以后，便有了“腹诽”之法。结果，公卿大夫大多开始阿谀奉承，以迎合上意。
最值得玩味的，是“腹诽”两个字
“诽谤”至少还有一个可以追究的对象——你说了什么，可是“腹诽”不一样。
颜异究竟在心里想了什么？
史书并没有记录他明确说出了反对法令的话。
恰恰相反，记载是：“异不应，微反唇。”
客人说法令有不便之处，颜异没有回答，只是略微动了一下嘴唇。
张汤却由此推断，他心里不满。
于是，一个人的内心态度，就成为了定罪的依据。
这件事情真正值得思考的地方也就在这里：
如果法律可以处罚一个人已经说出来的话，那么法律的对象至少还是一个外在行为；如果法律开始追究一个人没有说出来的思想，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思想本身没有声音，也没有文字。
审查者只能通过表情、动作、言谈、交往甚至沉默去推测。
而一旦“心里怎么想”也可以成为罪证，那么一个人就很难知道，自己究竟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确保自己没有犯罪。
汉文帝与汉武帝，恰好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
汉文帝说：“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
意思是，如果臣下因为害怕获罪而不敢讲真话，皇帝就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
所以，他废除“诽谤妖言之罪”。
到了汉武帝时期，颜异却因为没有公开表达对法令的不满，被张汤以“腹诽”论罪。
一个是担心臣下不敢说话，一个却因为臣下没有说出心里的不满而治罪。
这中间的变化，很值得读一读。
更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最后那句话：“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
当官员知道说错话可能获罪，不说话也可能被认为心怀不满时，最安全的选择是什么？
自然是说皇帝爱听的话。
久而久之，真正的意见越来越少，阿谀奉承越来越多。
这恐怕也是“腹诽”这个词留给后人的最大意味：
一个社会如果不仅追问人说了什么，还开始追问人心里想了什么，那么人们最后学会的，往往不是更加坦率，而是更加谨慎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
两千多年过去了，“腹诽”这个词今天仍然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一个人心里究竟想什么，本来是最难被证明的事情。
可是，在颜异的故事里，它却真的成了罪名。
这大概正是《史记》记下这个故事的意义所在。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