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湖北荆江一处劳动农场，李琼带着孩子赶来探望失联多年的丈夫。她原以为，等待自己的会是那个经历过战火、担任过上海公安局领导的杨帆，没想到眼前的人头发斑白、神情憔悴，面对妻儿时还带着明显的戒备。
李琼心里一沉，脱口说道：“怎么成了疯老头了？”这句话听来刺耳，却不是嫌弃，而是多年牵挂突然撞上残酷现实后的失声。杨帆当时已经出现严重的记忆和认知障碍，甚至没有立即认出妻子与孩子。
这场见面背后，是一个家庭长达二十多年的等待。1954年年底，杨帆在上海家中吃过晚饭，接到时任公安局领导许建国的电话，对方说有事情需要当面商量。杨帆随即出门，家人没有想到，这一次离开，竟成为夫妻之间漫长分离的开端。
杨帆曾是上海公安战线的重要干部。上海解放后，他参与清查潜伏电台、侦破敌特案件，也曾负责侦办企图刺杀陈毅的特务刘全德。1953年，他因脑部肿瘤赴苏联接受手术，回国后按医嘱休养。就在这段时间里，围绕他在公安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批评和审查逐渐加重。
李琼起初并未想到事情会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她以为丈夫只是接受组织调查，问题查清后仍能继续工作。临行前，杨帆甚至没有机会向家人详细交代，只留下一个普通干部被带走审查时的仓促背影。
杨帆的经历，也让李琼始终相信丈夫不会成为所谓的叛徒。1932年，杨帆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在上海《译报》社任编辑，曾以“殷杨”为笔名撰写戏剧评论。193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奔赴新四军，从事秘书、军法和政法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时，杨帆任新四军军法处科长，突围过程中历经艰险。脱险后，他写下《皖南突围纪》，记录亲历的惨烈经过。这样的履历，使他后来面对审查时始终坚持申辩，不肯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1955年，围绕潘汉年、杨帆等人在上海解放初期开展特殊工作的指控出现。有人把相关工作与1950年“二六”轰炸联系起来。杨帆曾解释，当时利用敌特线索开展反特斗争，经过华东局领导批准，他和潘汉年主要承担执行任务；而提供轰炸情报的罗炳乾，正是上海公安局后来侦破的潜伏特务。
然而，复杂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很快得到公正处理。杨帆被捕后，预审持续多年，1965年8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审讯中，他反复申明：“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决不是什么内奸。”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辩解，而是他对自身经历和政治信念的坚持。
漫长关押期间，杨帆反复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还读过黑格尔的《逻辑学》。为了维持身体状态，他按照《气功疗法》中的方法锻炼，坚持了十三年。书本和锻炼，成了他在封闭环境中保持意志的两件东西。
更沉重的打击接连落到家中。杨帆被捕后的前三年里，他的父亲、母亲、姐姐以及最小的儿子相继去世。李琼独自抚养六个孩子，还要承受外界压力。她曾通过组织与丈夫通信，信中一面交代孩子和家庭情况，一面劝他相信组织、如实说明问题。
后来，通信也中断了。1976年以后，李琼开始四处写信、托人打听丈夫下落。直到1978年，她才得知杨帆还活着，人在湖北荆江劳动农场。那次见面，杨帆的疑惧让她意识到，丈夫需要的已经不只是生活照料，更是及时的医疗救助。
李琼随即向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反映情况，请求为杨帆治病。陈丕显了解后作出指示，将杨帆接到武汉治疗。随后，相关情况上报中组部，杨帆又由上海方面接回治疗。家人轮流守在病床旁，孩子们甚至穿上护士服，日夜陪伴父亲。
亲人的反复照料，慢慢消除了杨帆的戒备。李琼为照顾丈夫，后来选择离休。1982年8月，潘汉年平反；1983年8月，杨帆恢复名誉、恢复原级别待遇。1985年12月，杨帆离休。1999年2月20日，他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享年87岁。直到晚年谈起那段经历，他仍强调，所谓乌云不能只是暂时散去，更不能再次遮住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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