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开国的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案爆发；主犯——大明当朝左丞相胡惟庸以“擅权枉法、意图谋反”的罪名被处死。
胡惟庸的谋反，牵连到大约三万人被诛杀；最为震撼，就是伴随胡惟庸的身死，延续一千六百余年的丞相制度，彻底从中国历史上消失。秦汉以来君臣共治、相权制衡皇权的政治格局，就此终结。
数百年来，后人考证胡惟庸谋反案的漏斗百出，由此认为胡惟庸从未谋反，却沦为朱元璋集权的牺牲品。
一、离谱的谋反现场：核心证据全是漏洞
正史《明史·胡惟庸传记》、《明太祖实录》等官方史书记载，胡惟庸谋反案的核心铁证，是“云奇告变”。但仔细推敲，整个过程荒诞至极，完全不符合生活的常理。
根据明朝官方史书定论，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突然向朱元璋禀报：自家老宅井中涌出甘甜醴泉，是大明的祥瑞，请皇帝移驾观赏；但暗中却在府中埋伏甲兵，试图弑君谋反。
帝王朱元璋对这一切浑然不知，欣然前往。当帝王的马车行驶在西华门一带，一名叫云奇的宦官突然冲上前，死死拉住马缰，紧张得都说不出话。
侍卫以为这个人准确行刺帝王，立即拳脚相加殴打。但云奇宦官虽然手臂被打断，手指却死死指着胡惟庸府邸的方向。
朱元璋察觉异常，顿时起了高度的警惕心，、。于是，他立刻折返回宫，之后登高远眺，果然看见胡惟庸府内的院墙过道暗藏甲兵、刀枪林立。
于是，朱元璋立即龙颜大怒，立即回宫发兵，当场宣布拿下胡惟庸，以谋逆重罪论处，火速处死。
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云奇告变”案，也是胡惟庸谋反的重要证据。
但只要稍加推敲，从以下几点分析，就会发觉这一件谋反案漏洞百出，处处都是破绽，完全不符合常理。
1 谋反是绝密死局
弑君谋反是摊上自己和家族性命的大罪，谋反之人真的有此想法、计划和行动，一般都是隐秘行事，自然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谋反的甲兵隐藏在院墙的过道之中，让帝王在皇宫城楼上一眼就看到造反的军队。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不是谋逆，是公开阅兵的行动。
2 宦官云奇的行为极其反常
“云奇告变”案中名叫云奇的宦官，本来乃是西华门的小官，地位卑微，为什么提前能获知朝堂文官之首——丞相府的绝密兵变？又为何在途中拼死拦驾、即使被打得身负重伤又如哑巴一样，无法言语？要知道，哑巴是当不了官吏得。
所以，这个案件许多细节都不符合生活常识，不符合逻辑，经不起推敲，给人感觉就是编故事，不是谋反案件。
最为关键，就是在记载朱元璋事迹，最原始版的《明太祖实录》中，根本没有任何“云奇告变”的文字记载。这一段谋反的核心铁证，是在胡惟庸死后多年，经过两次修改史书才强行补录进去的。我国研究明史的著名史学家吴晗在考证后指出，这一段情节纯属事后杜撰，乃是朱元璋杀掉胡惟庸编造的借口。
根据考证，这个案件具有戏剧性的情节，如云奇截车、暗藏甲兵，直到晚明时期才出现在野史笔记中，距离案件发生过去了将近两百年。
最具有讽刺性，就是最早告发胡惟庸谋反的御史涂节，原本是立功之人，最终却和胡惟庸一同被处死，朝廷处死的理由是“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
可以看到，明朝廷的做法就是杀人灭口，借此死无对证，由朝廷来定义罪名。
二、罪名逐年升级：死人也能被反复加罪
现在从胡惟庸谋反案的证据和罪名，都证明是一件冤案。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紧急处死的时候，朝廷给他定的罪名只有两个：擅权专断、结党乱政；
但在诏书中，却没提及谋反、通倭、勾结北元等推翻大明王朝的大罪。
这也就说，朱元璋杀胡惟庸的初衷，就是不忌惮他的相权太大，在朝堂一手遮天，并非谋逆和造反的大罪。
但是，在胡惟庸死后的十年里，这场案子的罪名却不断“发酵升级”。
如在胡惟庸去世的五年后，也就是洪武十九年，朝廷突然新增罪名：胡惟庸派遣亲信下海，勾结倭寇，意图引外敌乱大明。
胡惟庸去世的四年后，也就是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对胡惟庸又继续增加新的重罪：私通北元蒙古，内外勾结图谋颠覆朝廷。
也就是在这一年，已经退休、77岁的开国第一功臣，已经辞官归隐的李善长，被牵扯进胡惟庸案，全家七十余口都尽数被诛杀。
胡惟庸本人已经死了十年，但是他的罪名却不断增加，造成了开国功臣被大幅度清洗，造成数万人丧命，也是后人和史学界认定是朱元璋本人罗织冤案、巩固皇权的重要原因。如故宫博物院的史料考证也明确指出：胡惟庸通倭、通北元的谋逆指控，可信度极低，基本属于捕风捉影的罗织之词。
三、无兵无势无动机：胡惟庸根本不具备谋反条件
一些人也认为，胡惟庸是不具备造反的实力和外部环境。
纵观历史上的谋权篡位者，一般是拥有兵权、镇守一方的大将，或者是拥有藩国封地，才能拥有挟持君主和掌控朝堂的资本。
但胡惟庸却是毫无世族势力的一介文臣。他原本是定远文职小吏出身，毫无兵权，自然没拥有徐达、常遇春一样地开国军功，更没有李善长那样的人脉资源和根基资历，靠着勤勉办事态度、揣摩圣意的功夫、再加上政绩，一步步爬到了左丞相之位。
所以，胡惟庸本人也清楚，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是附庸于皇帝的，缺乏淮西开国武将的兵权、威望和根基；再加上自己就是一介文臣，仅凭朝堂文官势力，没有兵权，造反是根本不可能赢的。
胡惟庸也没造反的外部环境，他本人位居左丞相之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谓是位高权重的极臣，享尽荣华富贵，不存在走投无路被逼梁山的造反绝境。
如李善长家族被诛杀时候，当朝的朝臣王国用上书直言：李善长已经位极人臣，就算胡惟庸谋反成功，也没能获得更高权力，得不到好处，没必要去干堵上全家性命造反的事情。
当时，朱元璋看完呈上的奏疏，无法辩驳、无言以对，沉默不语。
但这一切也并非表明胡惟庸是清官和良臣，他作风不正，在执掌相权的七年内，独断专行，朝堂奏章常私自截留，不奏不报。同时，他大肆培植淮西党羽，拉拢勋贵、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结党隐私，确实触碰了皇权底线，令朱元璋猜忌。
在这里，不是为胡惟庸洗白，却是证明按照大明律法，胡惟庸是犯了贪污腐败和滥用职权的罪，是有罪，该罚、该罢官、该流放，但却没有谋反的实力和环境。因此，他本人不应该背负颠覆王朝的千古骂名，不该牵连数万无辜之人丧命。
四、帝王的杀猪局：废掉相权，才是最终目的
现在分析，为什么朱元璋在胡惟庸死后多年，一定要为他不断叠加的新罪名，把他一切过错无限放大，包装为一场惊天谋反案呢？
答案从来不是奸臣作乱，却是丞相制度和皇权制度的相克。
自秦汉建立丞相制度以来，经过长达一千六百多年运转，封建王朝始终是“皇权与相权共治天下”。简单来说，丞相总领百官、制衡皇权，协助皇帝处理朝政，既是帝王臂膀，也是皇权的权力约束。
出身乞丐、一无所有的朱元璋，在当皇帝之后害怕一无所有，自然极度渴望能集中权力，皇权独断、乾纲独断，内心里无法容忍制衡皇权的丞相制度存在。
所以，朱元璋一登基，就渴望能建立无人制衡、无人分权的绝对专制，以便能独揽大权。但大明开国之初，制度沿袭着过去的朝臣制度习惯。如果冒然唐突废除千年相制，必然遭众臣的反对，引起朝野动荡。
于是，为了废除丞相制度，朱元璋开启了一场长达七年“欲擒故纵”的“杀猪局”。他先是故意纵容胡惟庸骄横霸道、滥用职权，默许他独揽中书省大权，文官集团的领袖，位居左丞相，成为相权的极致代表、纵容他结党营私、擅断政务，独断专行，犯下各种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罪名。
如同杀猪之前，先要把猪给养肥一样，朱元璋需要不是一个德高望重、好名声的丞相，却是一个民愤滔天、飞扬跋扈、众人厌恶、极度贪权，能成为靶子的丞相。
于是，当胡惟庸的权势膨胀到了顶峰，相权和皇权的矛盾彻底激化，民众和朝野百官对丞相的专权极度不满到了顶点，朱元璋就果断收网，准备“宰猪”了。
当胡惟庸的谋反案爆发之后，朱元璋就趁热打铁，顺势铲除延续千年的中书省与丞相制度，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如果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凌迟处死。
于是，朱元璋就把胡惟庸案包装为谋逆大案，借此掩盖了帝王集权的私心，将废除丞相制度，加强皇权的制度变革包装成除奸安邦的壮举。这样，大明初年从秦汉一直沿袭千年的三公九卿、三省六部制度彻底断裂。相权被废除，皇权实现高度地集中。
五、千年制度崩塌：朱元璋的集权埋下大明亡国祸根
虽然朱元璋借着胡惟庸的谋反案，铲除了制衡皇权的千年丞相制度，实现了君主专制的高度集中。
可是，他本人也没想到，自己亲手打造的集权体系，却埋下了大明王朝三百年灭亡的致命祸根。
如由于皇帝独揽大权，仅凭一人之力根本无法处理繁多的政务，这也使后来大明皇帝为了减轻工作压力，被迫设立文官集团内阁辅政，衍生出宦官干政的司礼监批红制度。
这样，大明王朝朝堂形成了内阁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互相争斗的混乱局面，拖垮了大明国运。再加上皇权缺乏相权的制约，极度的集权，令后世明清两朝彻底丧失了制度纠错的空间，逐渐落后于时代。
结语
胡惟庸是奸臣，是权力膨胀自我迷失的权臣，他的品性最终成为帝王集权路上的完美牺牲品。
由此可以总结，胡惟庸的悲剧，不在于谋反，却是败给了帝王集权的野心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