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冬，兰州军区机关里，冼恒汉处理完一摞文件，便开始收拾行装。几天前，他刚从北京开会回来。有人劝他多住几日，见见老战友，他只说：“会议结束了，就该回岗位。”这句话，后来被不少熟悉他的人反复提起。
冼恒汉是广西人，却把人生最重要的阶段留在了西北。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后，他随部队进入这片土地，此后长期在西北工作。这里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许多地方连基本条件都很艰苦，但他没有再离开。
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时，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区设置经历调整。兰州军区由张达志任司令员，冼恒汉任政治委员。张达志是上将，冼恒汉被授予中将军衔。军衔不同，并不意味着职责轻重有别，作为大军区政委，他承担的是部队政治工作和党委领导的重要责任。
这一岗位，冼恒汉一干就是22年。军区辖区辽阔，既有高原、戈壁，也有铁路、矿区和边防部队。政委不仅要抓思想教育，还要处理干部工作、部队建设和军政军民关系。许多事情看不见，却直接影响部队能否稳定运行。
他在工作中有鲜明特点：话不多，办事硬，不习惯绕弯子。尤其在北京开会期间，他通常是会议结束便返回兰州，不主动拜访熟人，也很少在京停留。有人觉得他显得孤僻，他自己却把这种作风看作军人的本分。
“工作上的事，按组织安排办。”这是他常说的意思。
这种性格使他少有私人依附，也不善于经营关系。对上，他不轻易寻找所谓靠山；对下，也不拉帮结派。多年以后，有人评价他不够圆通，但也承认，他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了较强的独立性。
变化发生在特殊年代。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受到冲击后，军队承担了支左任务，冼恒汉开始更多参与地方工作。他先后担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同时担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军队、地方、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的多重职务集中于一身，工作压力可想而知。
权力越集中，责任也越复杂。冼恒汉后来回忆，那段时期自己承担了不少具体工作，但并不是所有决策都由个人作出。他认为，不能因为自己处在执行位置，就把全部责任都归到自己身上。这种辩解，反映出他对当时复杂局面的不满，也说明他始终没有把自己视作唯一决策者。
在“学大寨”期间，他曾到一些公社了解农业生产。由于调查不够深入，只看了表面情况，便对当地成绩作出过高评价，还讲了过头话。多年以后，他承认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带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成分，影响并不好。
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则更加棘手。当时群众组织之间矛盾尖锐，局面反复变化。冼恒汉在处理过程中，被认为存在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的错误。对这段经历，他没有完全回避，却认为自己主要是按照上级要求执行，不能把所有后果都由个人承担。
遗憾的是，特殊年代中的许多问题，往往不是一句“执行任务”便能说清。身处军队和地方交叉位置的人，既要服从组织决定，又要面对现实后果。冼恒汉后来受到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复杂背景下形成的，既有明确批评，也有对具体责任边界的争论。
1977年，中央决定对他的工作作出调整，结论是他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其中有些问题较为严重。组织上认为，调动工作更为适宜，并按正常工作调动办理。冼恒汉表示拥护，没有提出额外要求。
此后，他离开甘肃和兰州军区，留在北京等待新的工作安排。时间一天天过去，五年之久，新的岗位始终没有落实。1982年，甘肃方面希望他回去处理遗留问题，他回到当地后又受到批评，随后被通知退出军队现役，按照地方、师级领导待遇安置，每月领取200元生活费。
这对一个长期担任大军区政委的人来说，落差十分明显。冼恒汉没有因此改变过去的说话方式，只是对自己的后半生作过这样的判断：如果没有那场特殊运动，也没有支左经历，原本或许会按照一条较为顺畅的军队道路走下去。
1984年，经过重新研究，他的安置待遇得到调整，改为按正军级待遇办理。这个结果并没有抹去过去的争议，却使有关部门对他的历史处境和实际贡献作出了更完整的衡量。自1936年进入西北，到1977年离开核心岗位，四十多年军旅生涯，始终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退休待遇的变化，记录的正是那段复杂历史留下的曲折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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