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北方农村，一个男人如果不能挑水劈柴、下地干拔麦子的重活，那简直连村口的土狗都能对他翻白眼。但我爸是个例外，他不仅不干农活，甚至连扫帚倒了都很少扶一下。全家的生计，从那几亩薄田到猪圈里的两头黑猪，全靠我妈那双骨节粗大、布满厚茧的手撑着。
即便如此，村里人对我爸的态度却很微妙。男人们对他敬而远之，女人却时常踏破我家的门槛。
每次村里有女人挑开我家那道破旧的竹门帘，我妈就会像雷达准星碰到了目标，敏锐且毫不犹豫地从灶台或者缝纫机前站起来，立刻拿个理由把我往外推：“去，上大队部后头撅两筐猪草去。”或者“拿着这块钱，去村头小卖部给我买瓶酱油，别着急回来，顺道把你奶奶家的鸡喂了。”
小时候的我对此充满了怨气，凭什么那些婶子大娘一来，我就得像个碍事的累赘一样被扫地出门？
我曾躲在麦垛后面，听见几个光棍汉嗑着瓜子嚼舌根，说我爸虽然是个病秧子，但生得白净，指不定跟村里那些留守的儿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勾当。我听红了眼，冲出去跟他们拼命，被打得鼻青脸肿。
娘们
回家后，我妈一边用凉水给我敷脸，一边叹气，但我爸只是隔着窗户看了我一眼，继续低头在纸上写写画画。
我爸其实有先天性哮喘，稍微干点重力气活，哪怕是拎半桶水，都会喘得像拉风箱，连嘴唇都发紫。这是胎里带的毛病，治不好。他是村里唯一读完了高中的人，我妈在我小时候经常告诉我，若不是因为我爸身体实在太差，早就考出去端铁饭碗了。可造化弄人，他只能困在这个封闭的村庄里，成了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
直到那个闷热的夏后半晌，我终于解开了关于我爸和那些女人的秘密。
那天，住在村西头的桂花婶踩着一双沾满泥巴的布鞋进了我家院子。她头发凌乱，眼眶红肿得像烂桃子，显然是刚哭过一场。我妈一见她，脸色微微一变，熟练地从兜里掏出两毛钱塞给我：“去，买两根冰棍，去村口大槐树底下吃完再回来。”
我接过钱，装作顺从地走出了大门。但那一次，强烈的好奇心和对父亲积攒的疑虑驱使着我。我没有去小卖部，而是绕到了自家堂屋的后窗前，轻手轻脚地蹲进了丝瓜架下面。窗户半开着，堂屋里的声音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
桂花婶没有像平时那样大声张罗，而是压抑地、断断续续地抽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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