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全下楼烧了，一件也别留！你想把阴气都聚在家里吗？”
大姑扯着尖锐的嗓子，手里正拼命往黑色的大垃圾袋里塞着衣服。那是带有浓重樟脑丸气味的老旧衣物，是我妈生前穿过的毛衣、外套，还有她盖了好多年的那床红双喜面的旧棉被。
我像个疯子一样扑过去，死死拽住那个黑胶袋的边缘，塑料袋发出刺耳的撕裂声。我妈才走了不到一个星期，头七还没过，家里那帮亲戚就以“去晦气”名义，要把她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点痕迹抹除得干干净净。
“你懂不懂规矩！”大姑狠狠拍打我的手背，眼圈也是红的，但在传统的生死忌讳面前，她的态度坚决得近乎冷酷，“死人的东西不能留，留了死者走得不安心，活人也会跟着倒霉！你听大姑的，都扔了，明天我带你去买新的！”
“我不买新的！这是我妈！”我终于崩溃地大吼出声，眼泪砸在袋子里那件暗红色的针织开衫上。我把脸埋进那件衣服里，上面还有淡淡的属于我妈的味道——那是风丹湿痛膏混合着廉价檀香皂的气味，只要闻到这个味道，我就觉得她还在，只是去楼下买菜了还没回来。
大姑被我的歇斯底里吓住了，松开了手，站在一旁直叹气，几个来帮忙的亲戚也面面相觑。卧室里瞬间死寂，只有我压抑不住的抽泣声。
看着满地散落的衣物和被卷起来的铺盖，我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自从我妈确诊肺癌晚期到她去世，整整一年零四个月，我没有掉过这么多眼泪。但在那一刻，要剥夺她留下的这些旧衣服，就像是要把我心上最后一块结痂的肉生生撕下来。
很多失去过至亲的人大概都会经历这个时刻，长辈们总是急匆匆地催促着收拾遗物，仿佛只要把那些衣服、被子、用过的碗筷统统扔进垃圾堆或者火堆里，死亡的阴影就会随之消散。
我也曾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流程，直到我想起了在北京协和医院的走廊尽头，林主任跟我说过的那番话。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我妈的病当时在老家已经没了办法，我辞了职，揣着家里所有的积蓄，带着她像抓住护命符一样北上，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肿瘤科。
那是全国顶尖的医院，走廊里永远挤满了带着绝望与期冀的家属。林主任是我妈的主治医生，一个五十多岁、头发灰白、眼神在厚重镜片后显得极其疲惫却依然温和的人。在协和，他见证过太多生命的消逝，也看透了太多生离死别背后的挣扎。
我妈住院期间，脾气变得很古怪。晚上睡觉，她总嫌医院的被子盖着不踏实，非要盖着从老家带来的那床已经有些发硬的旧军被。
有一次查房，林主任看我正在费力地把我妈的旧被子往病床上铺，他没像其他护士那样要求必须保持病房统一着装，只是温和地问我妈：“大姐，盖这个睡得香是不是？”
我妈当时戴着氧气管，虚弱地笑笑：“这被子我盖了二十年，盖着它，心里有个底。”
林主任点点头，转头对我说：“只要保持清洁，不影响治疗，就随她吧。”
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大半年的折腾，各种靶向药、化疗，终究没能拦住癌细胞的疯狂扩散。临出院转回老家做临终关怀的前一天下午，我坐在协和住院部安全通道的楼梯台阶上，手里死死捏着那根折断的签字笔，哭得像个找不到家的孤儿。
林主任刚好下手术，路过楼梯间看到我，推开沉重的防火门走了进来。他递给我一张纸巾，没有说那些“节哀顺变”的场面话，而是在我旁边隔着一个台阶坐下。
“林主任，我带不回一个活着的妈了。”我开口，声音嘶哑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
他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叹了口气：“医学有尽头，但你陪她走到了最后一步，她心里是明白的。”
我看着手里原本打算用来签出院单的笔，脑子里乱成一团：“我不知道回去以后该怎么办。家里的亲戚已经开始张罗后事了，他们说，等我妈一走，她用过的东西、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子，全都要立刻扔出去烧掉。说是不吉利。可是林主任，我舍不得，我真的舍不得。不扔，真的会妨碍她安息，真的会让活着的人倒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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