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贵州地方史，有一段发生在贵阳的惨烈往事，很多本地老贵阳人听过零星传说，却很少完整了解背后藏着的重重疑问。天启二年，安邦彦带领叛军围困贵阳，整整十个月的封锁把这座西南小城拖入人间炼狱。史书写下骇人记录，可仔细比对史料，人口伤亡的数据前后对不上，老城城门、叛军营地位置，也留下持续几百年的谜团。很多网络文章随手摘抄史料，不少流传多年的说法，仔细考证之后，才发现并不符合真实历史。
《嘉靖贵州通志》明代贵州省城古木刻原图
故事要从明末西南的局势说起。明朝中后期，在今天贵州一带，土司势力长期盘踞地方，朝廷推行改土归流，想要逐步收回土司手中的治理权力。权力与土地的矛盾日积月累，到天启元年，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率先起兵造反，占据重庆，战火迅速蔓延到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借着这个机会响应奢崇明，拉起队伍起兵，奢安之乱就此爆发。安邦彦很快把目标锁定贵阳，这里是贵州布政司的治所，是整个贵州的军政核心，拿下贵阳，就能动摇明朝在西南的统治根基。
郭子章《黔记》贵州省城图
天启二年二月，安邦彦的大军抵达贵阳城外，围城正式开始。当时城内负责主事的官员是巡抚李枟，巡按史永安、刘锡玄一同留下来坚守。城内可用的正规士兵数量很少，满打满算不到三千人。危急关头，官员只能在城里紧急招募民兵，连同读书的士子、普通百姓全部动员起来，分段登上城墙值守，读书人放下书本，百姓拿起简陋兵器，所有人都要参与守城。
明代古籍攻城版画，还原古代城池攻防作战
战火燃起之后，周边村寨的百姓担心遭到叛军劫掠，大批民众拖家带口往贵阳城内逃难，源源不断涌入城中。原本不大的城池，一下子挤满本地居民、逃难百姓、守城士兵，人口短时间急剧膨胀。叛军没有急于强攻，而是选择长期围困，切断所有进出城池的道路，封锁粮道，打算靠着断粮的办法，不费力拿下贵阳。安邦彦的军队沿着城池外围山地扎下一圈营寨，四处放火，烧掉城外民居和坟地，清除所有可以掩护进攻的建筑，不让守军利用城外建筑向外出击。
围困持续下去，粮食短缺的危机一点点显现。最开始百姓还能拿出家中存粮，慢慢粮仓见底，粮价疯狂上涨。等到粮食耗尽，人们挖野菜剥树皮，皮革、盔甲都被煮来充饥。再往后，城中出现人相食的惨剧，街市之上甚至出现售卖人肉的情况。亲历围城的官员刘锡玄，写下《围城日录》，把每一天城中发生的景象记录下来，这份文字，是了解这场围城最直接的一手材料。叛军也没有一直单纯围困，多次组织大规模攻城。
他们在南门方向堆筑高大土台，想要站在高处压制城头守军，城内官员拆寺庙钟楼的木料，在城头搭建高楼对抗，趁着夜色派兵出城，烧毁叛军辛苦修建的土台，化解南门危机。北门也曾发生激烈战斗，守军打开城门主动突袭敌营，短暂取得战果，提振城内快要崩溃的士气。次南门紧挨着南明河，是全城最重要的取水通道，叛军一直尝试争夺这处地点，一旦水源被切断，城池会更快陷落。叛军攻城手段多样，云梯、地道、大型攻坚木楼轮番上阵，守城军民日夜轮班，不敢有片刻松懈。
整整十个月，接近三百天的死守，城内军民苦苦支撑。直到年底，援军统帅王三善带领部队突破龙里防线，逼近贵阳，安邦彦担心腹背受敌，才解除包围，带领部队撤走，这场惨烈的围城终于结束。可解围之后清点城中存活人口，不同史料记录下来的数字完全不一样，后世研究历史的人，直到今天，还在讨论这些数字背后真正的含义。
《明史》不同篇章，出现两组差异巨大的记载，一份文字写城中军民四十万，战乱饥荒之后几乎全部死去，仅仅剩下两百人。同一本史书另一处记载，写城中十万户，围困近三百天，最后活下来只有一千多人。再看王三善战后向朝廷递交的奏报，记录解围之后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二百二十多人。三份记录放在一起，数字差距悬殊，很多人看到这里，第一反应是史书写错了。想要读懂这些数字，关键在于分清统计的范围，不能简单把数字直接拿来对比。
四十万，并不是贵阳城内平日里固定居住的本地人口。明代贵阳内城范围有限，城墙周长只有九里七分，正常情况下，狭小的城池容纳不了四十万常住人口。这个数字，包含原本住在城里的居民，加上围城前夕从周边卫所、乡村逃难涌入的难民，再加上守城士兵，是战火突发那一刻，全部聚集在城墙之内的总人数。大量难民短时间集中入城，才形成这个庞大的总数。十万户的记录，后世研究普遍认为存在夸大。整个明代贵州全省的在册户口，都达不到十万户，这个记录更偏向文字描述上的夸张写法，不能当成真实户籍数量。
两百多人和一千多人的差别，根源来自统计口径不一样。王三善的奏报，是解围之后前线第一时间完成的官方登记，只统计能够行动、可以到官府完成登记的幸存者，大多是官吏家属、残存士兵。还有大量身受重伤、身体极度衰弱的百姓，奄奄一息，很多人在解围之后短时间内陆续离世，这部分人没有计入这份存活名单。记录一千多人的史料，把街巷里存活但没有前往官府登记的百姓一并估算在内，属于事后回忆估算的结果，不是现场清点。两种统计方式，自然得出不一样的数字。
很多本地老人口口相传，奢安围城的时候，贵阳依靠九门抵挡叛军进攻。这个流传很久的说法，其实存在史实偏差。天启二年围城发生的时候，贵阳只有洪武年间修建的内城，一共五座城门，分别是武胜门，朝京门，德化门，圣泉门，柔远门。我们现在熟知的贵阳九门，是这场围城结束四年之后，天启六年，朝廷吸取这次守城暴露出来的教训，增修北面外城墙，新增四座城门，内五外四，九座城门的格局才正式成型。安邦彦围城的时候，外城城墙和四座外门都还没有修建，自然不存在依靠九门御敌这件事。这个误区在不少网络文章、本地短视频反复传播，很多不细查史料的读者，很容易被误导。
除了城门的误区，安邦彦大军营地位置，同样留下疑问。不少文章简单一句话，认定安邦彦大营就在某个固定地点。真实情况是，安邦彦采取环形包围，并不是只有一座大营。安邦彦的总指挥部，设置在龙洞，也就是今天龙洞堡一带，当王三善援军突破龙里防线之后，安邦彦就退守这里，撤围之后，也是从这一带渡过陆广河，返回水西属地。除了总指挥部，叛军沿着贵阳老城四周山地，分散设立多处营盘，东门、北门、大南门对面的山坡，全都布置兵力，切断所有进出城道路。
想要找到当年每一处分营精确位置，放到现代地图上定点标注，很难做到。明代地名和现在贵阳地名，无法一一精准对应，史料只记录某坡某山，没有详细坐标。数百年城市发展，贵阳地貌发生巨大改变，不少当年的山丘被削平，河道经过改造，旧时营寨的遗迹大多被城市建设覆盖，缺少考古实物佐证。
我们只能锁定大致片区，却无法确定每一座分营准确点位。明代贵阳城墙本身，也缺少完整留存下来的城图。地方志记载了城墙总长度、垛口总数，但是马面、敌楼数量和具体分布，记载零散。叛军用来攻城的攻坚木楼，在各门投入使用的时间和数量，同样没有完整记录。这些细节，都随着岁月流逝，变成历史谜团。
站在普通人的视角回看这段历史，我们不必用现代的标准，简单评判当年各方人物的对错。明末朝廷治理西南，政策当中有疏漏，土司与地方官府之间矛盾长期积压，最终演变为大规模战乱。战争最直接承受苦难的，永远是普通百姓。逃难入城的乡民，守在城头的士子，城中老弱妇孺，他们被动卷入纷争，承受饥饿、恐惧与死亡。我们看到史料里触目惊心的饥荒记载，不是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家庭。
阅读地方历史，很容易遇到类似的矛盾记载。古代修史，会参考不同来源的文书、口述回忆，不同材料记录口径不一样，后世编纂史书的时候，不会强行修改原始记录，多种说法就一并保留下来。再加上古代西南地区保存文书条件有限，大量原始档案损毁散失，没有户籍清册、完整城图留存，很多细节永远没有办法彻底还原。网络传播的时候，很多内容为了吸引眼球，直接截取史料当中最震撼的单个数字，不解释数字统计范围，或是混淆不同时代的城市建筑，把战后修建的外城城门安到围城事件当中，以讹传讹。
读本地史，最忌讳拿来一条史料就当成全部真相。同一个历史事件，多看几份原始记录，理清文字背后的统计范围、书写时间，才能分辨传说和史实之间的差别。贵阳这座城市，经历过这场炼狱一般的围城，苦难已经沉淀进城市的历史脉络。
今天我们行走在贵阳老城，文昌阁、大南门、喷水池这些熟悉的地名，都和当年内城五门位置对应，脚下这片土地，几百年前，曾经上演过惊心动魄的守城之战。那些未解的谜题，不是历史的缺陷，恰恰提醒我们，历史记载存在局限，保持审慎，才是对待过往故事合适的态度。
关于这段贵阳往事，一直有两种不一样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史书四十万的说法完全不可信，纯粹是古人夸张修辞，另一部分人坚持，这个数字指代入城总人数，有史料依据。你更倾向哪一种？还有，你有没有听过家里长辈讲过老贵阳和奢安围城相关的民间传说？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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