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授衔名单公布后,熟悉中原野战军历史的人很快注意到一个现象:陈锡联麾下的第十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军长,杜义德、曾绍山、王近山,最终都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三人打仗风格不同,经历也各有曲折,却都曾是第二野战军的骨干。陈锡联担任第三兵团司令员时,麾下这三个军正是攻坚、野战和长途作战的重要力量。后来三人的发展出现明显差别,尤其是名声最响的王近山,仕途变化最令人意外。
杜义德早年家境贫寒,做过学徒,也当过长工。1929年,他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后来随部队长征,又经历西路军西征的严重考验。
西路军失利后,杜义德历尽艰险返回陕北。那段经历对他影响很深,也磨炼了他的意志。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八路军一二九师系统内工作,先后担任冀南军区有关职务,逐渐从基层指挥员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干部。
解放战争中,杜义德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别看他长期做政治工作,临阵指挥并不逊色。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期间,他既重视部队思想动员,也直接参与作战部署,所在部队战斗力较强,与他的组织能力密不可分。
1949年整编后,杜义德出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这样的安排,说明上级看重的并不只是他的资历,更是他在复杂战局中的综合判断。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军队领导和政治工作岗位,曾任沈阳军区领导职务、海军副政治委员,后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王近山的名气,则更多来自战场上的强硬作风。他是湖北红安人,少年时期便投身革命,土地革命战争中多次负伤。战友称他“王疯子”,并非说他缺乏判断,而是说他在关键时刻敢于承担风险,常常把部队带到最危险的地方。
有一次,部队防守阵地,敌军逼近,王近山亲自冲到前沿组织反击。有人劝他不要靠得太近,他只回了一句:“阵地不能丢。”这类细节后来被反复讲述,也让他的形象带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不过,真正支撑他声望的,还是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指挥能力。
抗日战争时期,王近山先后参加长生口、响堂铺等战斗。解放战争中,他率部参加上党、邯郸、定陶、淮海等战役,部队行动果断,攻坚能力突出。1949年,他担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军军长。以战功和资历而论,他完全具备担任更高职务的条件,只是兵团主官的配置还要综合考虑全局。
王近山后来的经历,却没有沿着战功自然上升。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64年,因家庭问题受到处分,军衔由中将降为大校,并离开部队领导岗位,后来到工厂任职。对一位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高级将领而言,这种转折格外沉重。民间常说他是文学形象李云龙的原型之一,但这种说法只能视作艺术创作中的参照,不能替代真实历史。
曾绍山的特点,是稳和狠兼具。他参加过长生口、响堂铺和百团大战等作战,在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与王近山相比,他少了几分外露的锋芒,却更善于根据战场变化调整部署。
淮海战役期间,曾绍山指挥部队对付敌军装甲力量,重视工兵、炮兵和步兵协同,利用地雷、火力打击与近距离突击相结合的办法,削弱敌军坦克优势。渡江战役中,他又采用佯动与主攻相配合的方式,掩护主力突破江防,体现出较为成熟的战役指挥水平。
1949年,曾绍山任第三兵团第十一军军长。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率第十二军入朝作战,回国后担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并在军区担任副司令员、政治委员等职务。1995年,曾绍山在济南逝世。
同一位兵团司令麾下,三名军长都被授予中将,既反映出第三兵团的战斗分量,也说明军衔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个人名气。杜义德转向军政领导,曾绍山稳步任职,王近山则在声名最盛时遭遇重大转折。三条道路,恰好构成了那一代将领命运的不同侧面。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