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丨月满中秋，百年念父|东坑|剿匪|寿宁县|明月|景宁|百年念父

秋空如洗，一轮皓月缓缓升上山脊，清辉漫过景宁小佐层层叠叠的梯田，洒在严氏宗祠黛色的瓦檐上。又是一年中秋。于我而言，今年的月圆之夜有着格外深沉的分量——这轮明月，恰好照见先父的百年生辰。

父亲生于1927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好像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他这一生，就和月亮结下了不解的缘分。如今他已离开我们将近五载，九十五载的人生路走到尽头，归于故土。可每当中秋的风穿过山谷，月光落满庭院，我总觉得，父亲并没有走远。他藏在山间吹来的风里，藏在田埂摇动的稻浪里，藏在我每一次回望往事、叩问来路的思念之中。

小佐是父亲的根。群山环抱，古道蜿蜒，梯田顺着山势一级一级铺向云天。百年前，就是在这片云外山乡，一个新生命伴着中秋月色呱呱坠地。那时山高路远，求学殊为不易。自七岁起，父亲便离开家，辗转四处读书：先到东坑何村小学，再赴大漈小学，又往沙塆小学读高小。山乡没有平坦大路，往返全靠双脚，翻山岭、过廊桥、涉溪涧，风雨无阻。后来他又在沙湾叶桥小学一边复习功课，一边帮着代课；再远赴标溪预章的嵇山中学完成初中学业。

那些背着布包、行走在崇山峻岭间的少年时光，塑造了他。大山教会他踏实，求学让他明理。毕业后，他选择回乡做一名乡村教员，先后在金钟绿草小学、大地石垄小学执起教鞭。三尺讲台，一间简陋校舍，他一心只想把知识传给山里的孩子。彼时的他，不过二十出头，清瘦，挺拔，眼里有光，心里有理想，相信教育可以改变山乡的命运。

1949年，历史翻开新的一页。5月2日，景宁解放。22岁的父亲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目睹时代巨变，他心底追求进步的热情被彻底点燃。当年6月，他毫不犹豫报名参加中共景宁青年组学习班。课堂上他刻苦钻研，积极发言，因表现突出，还受到时任县委书记刘斌发同志的表扬。两个月培训结束，组织分配他到东坑区公所工作，主要任务是接待即将到来的解放军93师，做好支前保障。

不久，接到命令随军解放寿宁。一路跋山涉水，枪在身，山在旁，前途未卜，但他没有半分退缩。解放寿宁之后，他被任命为平溪区区长。

那是匪患猖獗的年月，新生的人民政权立足未稳，危险无处不在。父亲明知前路凶险，依旧迎难而上。他认真研究当地情况，主动接触乡绅，宣讲党的政策。他得知原平溪乡国民党乡长许启唐可以提供情报，便多方联系；又冒着极大风险，只身去见赤岩乡的许赞唐，耐心讲明政策，劝其交出藏匿的武器。以诚相待之下，许赞唐最终交出全部私藏枪支：短枪两支，长枪四十五支，消除了一大隐患。邻区斜滩匪情严重，父亲闻讯，亲自带领武装人员前去支援剿匪。那时的他，心中只有一个朴素的信念：把土匪肃清，百姓才能安安稳稳过日子。

平溪区撤销后，父亲调任寿宁县委宣传部干事。正当一切向好发展，1950年1月，他申请回乡探亲。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返乡，险些成了永别。

当时景宁、寿宁边境匪情依旧严峻，潘荣股匪四处作乱。土匪听信传言，以为回乡的区长随身带枪，就在半路设伏，企图劫枪。父亲提前得到消息，绕道避开拦截，直接进了景宁县城。土匪劫人不成，竟丧心病狂，冲到老家小佐，绑架了父亲的胞弟严珠作为人质，放出话来，要严珍亲自去换弟弟。

骨肉连心，怎能不救？匪徒里有一个叫李春辉的副官，是我们家的表亲。父亲寄望于这份亲缘，想托他从中斡旋，救出弟弟。他孤身一人前往大漈，没有见到李春辉，反倒落入土匪之手，随即被押往英川关押。那个夜晚，远处忽然传来密集的枪声——解放军的剿匪部队到了！趁着匪巢一片混乱，父亲瞅准机会，破窗逃出，一路奔逃。第二天，在去往梧桐的路上，他遇见了刘斌发书记、李维隆秘书一行。听完他死里逃生的经历，刘书记十分关切，告诉他边境尚不太平，回寿宁风险太大，安排他先留在景宁工作，由组织出面和寿宁方面做好交接。

之后，父亲被送往丽水地委干校继续学习政策。结业归来，分配到景宁县政府文教科。没过多久，渤海一带匪首杨志云还在流窜作恶，父亲加入武工队，投入剿匪。和陈彪、谢正祥、王振图、吴振典等战友一道，他们风餐露宿，追遍深山。经过艰苦搜捕，终于活捉杨志云，匪众就此瓦解。匪患平息，他又投身东坑深垟的土改工作队，和王耀波、胡希凯等同志一起，走村入户，丈量土地、登记人口、倾听乡民诉求，踏遍东坑的村村寨寨。土改结束，他留在东坑区公所任文教助理员，兼顾农村各项中心工作。

短短数年，从教员到区长，从宣传干事到武工队员、土改干部，父亲始终怀揣一颗赤子之心。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危险，不计得失，只盼家乡安宁、百姓安居。那时的他一定不曾想到，命运的狂风正在悄然袭来。

有一天，在县委工作的刘希珍同志跟他开玩笑，说听到材料上讲他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父亲一笑置之：我一直在外读书教书，从来没有回小佐担任任何职务，更没有加入过国民党，哪里来的区分部书记？他以为只是一句玩笑，并没有放在心上。后来参加“向党交心”学习会，想起这件事，便如实说明情况，希望组织调查核实，澄清事实。

可在当时的氛围下，解释很难被采信。轮番追问之下，年轻、政治经验不足的父亲，一心只想“过关”，情急之中，竟随口说了一句：也许是我父亲背着我包办加入的。

就是这一句失当的话，成了悬在他头顶长达三十年的巨石。

1954年1月，县干部大会结束，区长廖家栋找他谈话，口头通知他“先回家，需要再来”。名义上是冗员清退，实际上，26岁、正值干事黄金年纪的父亲，就此失去公职。他没有申辩的渠道，只能收拾简单的行李离开。

为了养活一家人，他从头学起照相。1955年合作化，他进入景宁照相馆工作。本以为终于可以安稳度日，1958年肃反运动，旧的“问题”再次被翻出来。两份莫须有的指控——“曾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参加潘荣股匪”，把他定为肃反对象。一纸（58）景侦监字第33号免予起诉决定书下达：免予起诉，监督生产。

1961年，他被下放到商业张村畜牧场种菜、养猪。1962年畜牧场撤销，不再安排工作。他第二次被清退，彻底失去稳定收入。

往后漫长岁月，他做起流动摊贩。没有稳定收入，政治上受歧视，走到哪里都要小心谨慎。可他手里还有一技之长——照相。于是，他背上老式相机，翻山越岭，走遍景宁的大小山村。那时候山区交通闭塞，很多乡亲一辈子都没有拍过照片。不管天晴下雨，只要有人需要，他就往山里去。泥泞山道、陡峭岭头、溪流深谷，都留下他的脚印。他用镜头留住一代代山民朴素的面容，也靠这门手艺艰难养家。日子再难，他始终厚道待人，从不欺瞒，收费公道，很多老乡至今还记得那个背着相机、和气斯文的严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