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在咸阳向刘邦交出“皇帝玺符节”。这场交接没有刀光剑影，却标志着秦朝权力的正式转移。对当时的人来说，印玺不是一件摆设，而是国家权力能够落到纸面上的凭证。
后世戏剧常把皇帝办事描写成“盖一枚玉玺”。实际情况远比这一幕复杂。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后，印章的名称、材质、使用范围都被重新规定。先秦时期，“玺”本是印章的通称，贵族和官员都可以使用。秦制确立后，皇帝专用的印才称为“玺”，并且以玉为贵，群臣不得僭用，于是“玉玺”逐渐成为最高权力的象征。
传说中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玺，常被称为传国玺。它是否确实由和氏璧雕成，历来就有争议。不过，秦朝确实存在皇帝使用的玺印，这一点并不因传国玺的传说真假而改变。秦王子婴交出的“皇帝玺符节”，正说明秦代已经把印玺与皇位继承紧密联系在一起。
汉昭帝以后，昌邑王刘贺被征召入宫继承帝位，后来又被霍光等人废黜。史料列举刘贺罪状时，提到他接受皇帝信玺、行玺后，未能妥善封藏，反而任意摆弄。这个细节看似琐碎，实际透露出一个重要事实：皇帝并非只有一枚印章，信玺、行玺各有其名，也各有用途。
按照秦制、汉承秦制的说法，皇帝所用的是六玺。它们分为皇帝三玺和天子三玺，分别是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以及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六玺合在一起，才构成最高统治者处理国内事务和对外交往的完整凭证。
六玺并不是都由皇帝随身携带。皇帝之玺、天子之玺更偏重身份象征，通常由皇帝掌握。其余四玺承担日常政务，汉代由符节台等机构保管，需要使用时，相关官员依照诏令办理盖印。换句话说，诏书的内容来自皇帝，印玺则让这道命令获得制度上的效力。
皇帝三玺主要服务于帝国内部。皇帝之玺可用于给诸侯王的文书，皇帝行玺多用于册封、赏赐等诏令，皇帝信玺则与发兵、征召人才等事务有关。汉代仍有诸侯国存在，因此这里的“内部”并不只是郡县，还包括接受中央秩序约束的诸侯王国。
天子三玺面对的对象不同。天子之玺多用于给藩国国王的国书，天子行玺用于册封藩国君主及重要人物，天子信玺则可用于征调藩国兵力，或召请藩国人士入朝。两组三玺的差别，实际对应着两种政治关系：一边是中央直接统治的臣民，一边是处于朝贡、册封或羁縻关系中的外部政权。
有意思的是，南越国曾经把这种象征也搬了过去。南越王赵佗在秦末据有岭南，后来建立南越国；其后南越王赵胡墓中出土过“文帝行玺”金印。它的形制与中原皇帝制度有明显联系，说明南越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普通地方政权，而是有意按照皇帝体系塑造自身权威。
那么，皇帝和天子究竟是不是一回事？若从秦汉以后的实际使用看，二者往往指向同一个最高统治者；若从政治含义看，却不能简单画等号。皇帝强调的是郡县制之内的行政权力，是国家机器的最高主宰。天子则继承周代以来的观念，强调受命于天、统摄天下，是华夏秩序对四方的最高名义。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内地推行郡县制，同时又面对匈奴、南越等无法直接纳入官僚体系的地区。对这些地方，单靠“皇帝”这一国内称号并不足以解释双方关系，于是“天子”便承担了更广泛的天下共主意味。皇帝三玺管辖内政，天子三玺处理外部秩序，正是这种现实差异在印章制度上的体现。
到了后来的历史阶段，随着边疆治理方式和朝贡关系不断变化，皇帝、天子两个称谓的界限逐渐不像秦汉时期那样鲜明。但在汉代，一枚印章盖在哪里、使用哪一方玺印，往往就能看出文书面对的是郡国臣民，还是藩国君长。玺印虽小，背后却连着一整套关于疆域、身份与天下秩序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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