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起往事。窗外寒意未消，室内却被一段二十多年前的记忆打断。斯诺没有先谈国际局势，也没有追问旧日采访，而是问起一个多年未见的人：“主席，您还记得王牧师吗？我一直牵挂他。”
这个称呼并不显眼，却让一条隐藏多年的线索重新浮出水面。1936年，斯诺从西安前往陕北时，曾有一位中国牧师为他引路。那个人不在书中署名，也没有出现在后来广为流传的照片里。斯诺只记住了他的化名——王牧师。
毛泽东一时没有想起姓名，只说：“我让同志们查一查。”这次查找并不容易。革命年代人员流动频繁，许多秘密工作没有留下完整记录。经过翻阅档案、询问旧人，调查人员最终确认，王牧师的真实姓名是董健吾。
更让人意外的是，董健吾并非普通教会人士。他1891年出生于上海青浦，早年接受英文教育，后来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那所学校与租界社会联系紧密，毕业后的董健吾原本可以沿着教会和教育道路安稳生活。
转折发生在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抗议遭到镇压，董健吾受到强烈冲击。他不再满足于教堂里的布道，开始用自己的语言能力和社会关系，为中国人的抗争奔走。对他而言，牧师身份不是退避现实的屏障，反而成了接触各类人群的便利。
1927年以后，上海局势日趋紧张，地下工作者随时面临搜捕。董健吾凭借教会身份，承担了联络、掩护和转移人员等任务。教堂、住所、学校，这些看似寻常的地方，有时都成为秘密交通的一环。钟声照常响起，门外却可能有人监视。
他与革命事业的关系，还牵涉到几名特殊的孩子。上世纪三十年代，董健吾参与照料革命者子女，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也曾得到他的帮助。孩子们年幼，生活颠沛，照料者不仅要解决吃穿，还要设法避免身份暴露。毛岸龙后来因病夭折，这段经历给董健吾留下了长期难以释怀的遗憾。
1936年，形势出现变化。经宋庆龄等人协助，董健吾承担起护送斯诺前往陕北的任务。斯诺当时想亲自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却必须穿过层层盘查。董健吾以王牧师的身份同行，途中换乘车辆，避开关卡，还要处理语言、证件和路线上的突发情况。
关于那次同行，后来的回忆版本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十分明确：斯诺能够进入陕北，并非只靠个人胆量。有人负责接洽，有人安排交通，也有人承担暴露后的风险。董健吾所做的，正是把一个外国记者从危险地带送到能够采访红军将领的地方。
到达陕北后，斯诺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进行了持续采访。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文版中出版，西方读者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后来这部作品在中国广泛流传，斯诺因此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者。
有意思的是，书中留下了斯诺的名字，却没有突出董健吾。护送者选择沉默，既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地下工作的惯例。任务完成后，功劳往往不能公开，姓名越少出现，相关人员越不容易受到牵连。
新中国成立后，董健吾留在上海工作，曾在参事等机构任职。他懂英文，常为有困难的人撰写信件、翻译材料，生活却并不宽裕。1950年代，受有关案件和审查工作的牵连，他一度受到批评、停职等处理。曾经冒险穿行于敌我之间的人，晚年却在相当长时间里承受着说不清的压力。
1960年，中央重新查明相关情况后，陈赓曾代表有关方面看望董健吾，并向他说明过去的事情正在得到澄清。董健吾听到斯诺仍在惦念自己，十分激动。他希望还能见到老朋友，可惜身体状况已经很差。
1970年12月，斯诺再次提出想见王牧师。有关方面得知后，曾设法将病重的董健吾送往上海瑞金医院救治。遗憾的是，1970年12月25日，79岁的董健吾病逝，最终没有等到斯诺。
八年后，上海有关方面为董健吾举行追悼活动，并对过去的处理作出纠正。那时，斯诺也已于1972年去世。两位曾在战火年代相遇的人，终究没有再次面对面交谈。留下来的，是一段被化名遮住多年、却有档案和亲历者记忆相互印证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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