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7日，上海蓬莱路看守所后墙外，李白、裘慧英和年幼的儿子隔窗相望。这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见面，也是一个地下工作者留给亲人的最后几句话。
那时的李白已经遭受长期刑讯，双腿被折断，身体几乎无法站立。狱友冒险将他托到窗口，他才勉强看见妻子和孩子。裘慧英强忍眼泪，李白却低声劝她：“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
话说得平静，分量却极重。几小时后，李白被秘密押往刑场，年仅39岁。20天后，上海解放，他没有等到那一天。
李白并不是人们熟悉的诗仙，而是一名长期隐蔽在上海的无线电报务员。无线电台只有一架，天线不能太高，发报时间不能太长，连一盏灯的亮灭，都可能引起敌人的注意。
1939年，上海贝勒路一处民居内，女工党员裘慧英奉命前来，与李白假扮夫妻。她第一次见到李白时，多少有些疑惑：此人穿长袍、戴眼镜，举止像个谨慎的商人，怎么看也不像在秘密工作。
这种“像商人”的外表，恰恰是李白苦心经营的掩护。他不许裘慧英清早出门，也不让她随意与邻居攀谈。裘慧英一度担心组织看错了人，后来得到确认，才明白越不像革命者，越不容易暴露身份。
生活中的李白十分简朴。床让给妻子，自己常在阁楼打地铺；饭菜能省则省，把节约下来的钱交给联络人员。夜深以后，他才戴上耳机，伏在机器旁收发电报，裘慧英则守在楼下观察动静。
有意思的是，这对最初只有组织关系的“夫妻”，在一次次危险中逐渐建立了真正的信任。李白负责电台，裘慧英负责警戒、联络和掩护，两个人配合得越来越默契。1940年，经组织批准，他们正式结为夫妻。
李白早已不是初出茅庐的报务员。1910年，他出生于湖南浏阳。青年时期投身革命，参加过秋收起义和长征，后进入无线电系统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派往上海，在敌占区架起通往后方的秘密通信线。
这条线路看不见，却关系重大。前方搜集的情报，需要及时送达；后方的指示，也要准确传回。每一次发报，都是在刀尖上行走。电台一响，敌人的侦测设备便可能锁定方向。
1942年中秋节前后，日伪方面采用分区停电等办法侦测电台，李白夫妇不幸被捕。审讯中，敌人逼问电台来源和组织关系，李白始终不肯吐露实情。裘慧英被带来旁观，他只用口形提醒：“保护好自己。”
敌人对李白施以老虎凳等酷刑，还用钳子拔掉他的指甲。他却把电台说成私人商用设备，尽力切断敌人追查组织的线索。裘慧英则坚持称自己并不了解丈夫的工作，后来被释放，李白继续被关押。
经过组织营救，李白于1943年5月出狱。身体尚未恢复，他仍要求继续从事通信工作。面对伤残的手指，他曾表示，敌人拔掉的是指甲，不是做报务工作的决心。
抗战胜利后，李白夫妇回到上海，重新建立秘密电台。1948年12月29日晚，李白获得一份重要军事情报。局势紧迫，敌特搜捕也在加紧，可这份情报若不能及时送出，可能使前线部队付出更大代价。
12月30日凌晨，裘慧英发现有人翻墙，立即提醒丈夫。李白没有停下发报，只让妻子带着孩子撤离，并留下命令：“你先走。”电报发完后，他烧毁、吞咽相关材料，随后被闯入的特务逮捕。
狱中的李白没有被威逼利诱击垮。1949年5月，他被转押到蓬莱路看守所。得知自己可能难以生还，他托一名获释狱友给裘慧英带信，约她到看守所后方一处民居阳台隔窗相见。
5月7日，狱友将双腿已断的李白托到窗口。裘慧英抱着孩子站在墙外，夫妻二人隔着铁窗相望。李白告诉她，若自己不能回来，她和孩子仍会有新的生活。那天夜里，他被秘密杀害。
上海解放后，裘慧英四处寻找丈夫下落。6月20日，依据有关线索，人们在郊外发现遗骸。她凭借裤子上的补丁认出了李白，那是她亲手缝补过的衣物。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的经历被艺术化地塑造成“李侠”。影片中那句“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来自这名无线电工作者留给战友的最后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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