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发过几篇关于“山东省政坛往事”文章后，有朋友留言，让我写一下山东历史上的一位卓越领导人黎玉。我收集了一些资料，也写了一篇。但是不如网上这篇文章写得更生动。于是对这篇文章加了大小标题，用自己的公众号发表出来。
文章来自于网络，用的是报告文学的写法，作者不详。但根据我查阅的相关资料，所述基本上属实。
一，他是谁？
1952年2月29日，上海已是春意初萌，但中共上海市委大礼堂里的空气，冷得像结了冰。
台下坐满了党员干部。
主席台上，有人正在宣读一份决定。
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出来，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撤销黎玉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的职务，降为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
会场里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黎玉这个名字，在场的人不会陌生。
他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政委，是山东省人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
就在几年前，他还在山东统辖着数十万大军和两千多万人口。
而今天，一纸决定，将他从省部级领导降为一名处级干部。
他没有争辩，没有申诉，甚至没有在脸上显露出一丝波澜。
会后，他默默收拾了文件，走出了会场。
外面的阳光照在他身上。
他抬头看了看天，然后转身，朝劳动工资处的新办公室走去。
从山东到上海，从主席到处长。
这条路的起点，要追溯到十六年前。
二，建立山东党组织
那时候，山东还没有根据地，没有八路军，甚至连一个完整的省委都没有。
1933年7月之后，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和叛徒的出卖，山东的省级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全省与中央失去了组织关系。
各地党组织各自为战，党员从两千余人锐减到不足五百人，且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赵健民等人虽然坚持独立斗争，成立了临时领导机构，但始终像断了线的风筝，找不到上级。
1935年冬天，赵健民在濮县徐庄找到了黎玉——那时黎玉的身份是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直南特委书记。
赵健民向他汇报了山东党组织的情况，通过他转达给了北方局。
北方局很快做出决定。
1936年4月的一天，一个年轻人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从冀南匆匆赶往山东。
他叫黎玉，刚刚被任命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此行受刘少奇所托，肩负重建山东省委的重任。
他一路不敢住宿，直奔济南全福庄小学——赵健民告诉他的接头地点。
太阳落山前，他赶到了。
几天后，1936年5月1日。
济南南郊，四里山脚下，一片乱坟岗。
荒草没过膝盖，墓碑东倒西歪。
黎玉、赵健民、林浩三个人站在坟地中间。
黎玉宣布：中共山东省委正式恢复重建。
他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林浩任宣传部长。
那天没有红旗，没有掌声，只有风声穿过坟头的枯草。
但就是从那个乱坟岗开始，山东的党组织重新有了主心骨。
黎玉带着赵健民和林浩，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恢复。
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全省党员从不足五百人发展到了两千多人。
两年后，还是这个人，在徂徕山的大寺里，举起了山东武装抗日的第一面旗。
三、领导徂徕山起义
1938年1月1日。
泰安徂徕山西麓的大寺。
160余人——省委机关干部、泰安县共产党员、平津流亡学生、当地爱国群众——齐集于此。
队伍总共只有五十多条枪。
黎玉站在队伍前面，宣布“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正式成立。
洪涛任司令员，黎玉兼政治委员。
“誓死不当亡国奴！”
“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喊声在山谷里回荡。
这支队伍后来发展到了四百余人。
再后来，它和其他十多支抗日武装一起，成长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共两万四千五百余人。
而这一切的起点，是黎玉在1936年春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闯进济南的那个下午。
1938年2月底，山东省委在刘杜召开会议后，黎玉做了一个决定：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山东的情况。
四、去延安见毛泽东
4月2日，他抵达延安。
第二天，他向毛泽东汇报了山东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的情况。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在地图上指出山东敌后抗战的发展方向，还作了关于注重根据地建设的指示。
黎玉后来回忆，那次谈话“谈得很好，主席很高兴”。
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干部会上介绍黎玉，说“山东很有前途呀”。
在另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更是特别称赞了山东的工作，号召各地向山东学习。
他指着黎玉说：“你站起来，让大家认识认识。”
中央决定派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率领五十余名干部、携带两部电台奔赴山东。
不久又陆续抽调张经武、胡奇才等红军干部和党员干部共一百六十余人支援山东。
8月21日，黎玉带着这支干部大队从延安出发返回山东。
这批干部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山东抗日武装的面貌。
五、建立八路军山东纵队
1938年12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山东各地抗日武装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黎玉任政委。
这标志着山东抗日武装已由分散的游击队成长为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
1939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在陈光、罗荣桓率领下进入山东。
黎玉主动配合，率部与主力协同作战。
徐向前后来到山东指挥，黎玉协助他对山东纵队进行了整军。
对于黎玉顾全大局、主动让出精锐部队支援主力的事，徐向前盛赞其党性。
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山东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解放区。
根据地人口两千多万，军队和民兵数十万。
黎玉是这一切的奠基人之一。
六，向延安输送了十三万两黄金
但有一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为人知。
1938年上半年，黎玉在延安亲身感受到了党中央的财政紧张。
那时延安物资极度匮乏，国民党政府划拨的军费十分有限，还时常克扣甚至停发。
毛泽东曾说：“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即黄金）比较好。”
黎玉想到了山东。
胶东招远自古盛产黄金，辖区内分布着两千余条可供开采的金矿脉。
他提出：利用山东产金的有利条件，向党中央输送黄金。
回到山东后，他立即指示胶东党组织：不惜一切代价，筹集黄金支援党中央。
1938年7月，中共胶东特委设立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
这是一项急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
筹金的方式多种多样。
有的靠土法炼金，组织群众秘密开采。
有的从日军占领的矿区“虎口夺金”——1939年2月27日，日军占领招远县城，次日侵占玲珑金矿。
日军的掠夺越疯狂，胶东军民的夺金就越坚决。
1939年冬，中共胶东区委书记王文秘密交给胶东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一项任务：到招远筹集黄金，要求他“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扎下根”。
矿工们把金粉藏在头发里、缝在衣服夹层中，一点一点地带出矿区。
有的金矿被国民党地方保安团控制，党组织便秘密渗透，团结工人群众掘金。
还有的采取秘密收购的方式，从民间零星收集。
黄金筹到了，更难的是运出去。
从胶东到延安，要穿越上百道日伪军的封锁线。
运送黄金的交通员把金条塞进菜窝窝里、藏在车轴的夹层中、绑在牲口的鞍子下面。
金农不说，战士们不问。
每个人只知道自己在运送一批“重要物资”，但没有人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沿途穿越犬牙交错的敌占区和国民党顽固派控制区，稍有不慎就是杀头之祸。
牺牲的人，无从计数。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通过这条“秘密战线”，约十三万两黄金被安全运抵山东分局和中共中央。
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档案解密，这段隐秘的历史才被世人了解。
十三万两黄金是什么概念？
据估算，这大约是陕甘宁边区1943年财政收入的七倍。
这些黄金缓解了边区的财政危机，支撑了党中央的运转。
而这件事的发起者，是黎玉。
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从未向人提起。
七，领导山东土地改革，受到批判
1945年8月13日，抗战胜利前夕。
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在莒南县大店镇召开第二十次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山东省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政权。
会议推选黎玉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消息传出，大店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人员上万人以及广大群众欢声雷动，万人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当天，黎玉签发布告，昭告全省：山东省政府自即日起行使职权。
他同时还是中共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政委。
在山东，他曾经与陈毅、罗荣桓、徐向前三个元帅共事，威望无人能及。
但权力的顶峰，往往也是风暴的中心。
抗战胜利后，山东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
黎玉主持的土改采取稳健路线——既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又注意保护农村生产力，却被华东局领导人饶漱石指责为右倾。
1947年7月，华东局在诸城寿塔寺召开扩大会议，对黎玉等人以土改中推行“富农路线”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会后，华东局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认为山东土改“采取了与中央完全相反的方针路线来作为土改的指导原则”。
1948年1月27日，华东局在五莲县大茅庄召开胶东土地会议，历时三个多月。
在饶漱石的主持下，会议批判了所谓胶东区党内组织不纯和土改中的富农路线、宗派主义。
最终决议认为黎玉犯了“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富农路线”“宣传个人”等错误。
实际上，这些帽子没有一条经得起推敲。
黎玉在山东工作十几年，从零开始重建省委、创建军队、建设根据地，这被一些人扣上了“山头主义”的帽子。
他在土改中坚持实事求是、不搞极左，被扣上了“富农路线”的帽子。
黎玉没有辩解。
据后来一些人的回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和批判他的人斗争，他说：为大局考虑。
为了顾全党的团结，他主动做了检讨。
然后，他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的山东根据地。
八，从省政府主席被降到处长
1949年，黎玉随华东局南下，来到上海。
他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
从山东的“一把手”到上海的秘书长，落差已经很大。
但他没有怨言。
上海刚刚解放，百废待兴。
一些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势力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扬言“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
国民党对上海海口实行封锁，断绝粮食、棉花及工业原料的供给，同时派飞机轰炸。
黎玉的工作是协助市委处理这些事务。
他多次谈到，要克服上海的困难，“必须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加强工会工作，发挥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
他先后参加了电气公司工会、市政工会、公共交通公司分会等工会组织的成立大会。
至1950年2月，上海已成立三十七个产业工会，会员达九十万人。
他以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1948年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
1952年2月29日。
上海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宣布撤销黎玉上海市委秘书长的职务，降为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
从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华东局副书记，到一名处长。
有人说，就算让他当马夫，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不会动摇。
他真的去当了一名“马夫”——管起了工人的工资、福利这些琐碎小事。
处长办公室不大。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
有人喊他“黎处长”，他总是摆摆手：“叫老黎就行。”
他管的是工资定额、劳动力调配。
全是琐碎事。
上海那么多工厂，哪家缺技术工，哪家工资定得不合理，他得一个个去摸清楚。
他就带着本子下去跑，一家工厂一家工厂地走。
跑遍了上百家工厂。
有人替他抱不平。
他没有抱怨过一句。
1953年，他被调到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劳动工资教育组组长、财政组组长。
同年12月，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九，如果授衔，他至少是上将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
以黎玉的资历——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如果仍在军队系统，至少是上将乃至大将的人选。
但他早已离开了军队。
授衔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
他淡然处之。
1959年8月，中央决定组建农业机械部，黎玉被任命为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他参与了东方红拖拉机的研发和推广。
从五十年代起，他就坚决支持试制和推广手扶拖拉机等小型农机具。
他原来的下级，有的成了他的直接领导。
他诚心诚意地尊重他们，毫无怨言地完成自己分管的工作。
由于长期劳累，到六十年代中期，黎玉患上了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却经常抱病坚持工作。
十，他等到了平反，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文革”爆发后，康生又指使人对他进行诬陷和迫害，企图把他打成叛徒。
但他始终相信党。
期间来找他写证明材料的有很多，他从来没有写过一份违背事实的材料——正是这一点，使许多人免去了冤情。
1984年，黎玉和林浩就1948年华东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向中央提出申诉，要求查清问题，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985年12月，山东省委写出了《关于黎玉、林浩同志申诉问题的复议报告》，上报中央。
198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批复山东省委，同意复议报告，撤销华东局扩大会议《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中对黎玉、林浩所作的错误结论部分，为黎玉恢复政治名誉。
此时，黎玉已经八十岁。
他因感冒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病情时好时坏。
当工作人员把平反的通知念给他听时，病床上的老人顿时卸下了背负三十八年之久的包袱。
他泪流满面，紧紧握着工作人员的手：
“感谢中央和山东省委的同志们！
感谢大家……”
五十四天后——1986年5月30日凌晨——为党为人民兢兢业业工作了整整六十年的黎玉，在北京逝世。
2012年，上海市委作出决定：撤销1952年对黎玉的处分决定。
距离那个寒冷的二月下午，整整过去了六十年。
那年冬天来得格外迟。
1952年2月29日，上海市委大礼堂里，他听完自己的处分决定，默默起身，走出了会场。
外面的阳光照在他身上。
他抬头看了看天。
他始终没有说过一句怨言。
十六年前他骑着破自行车闯进济南的那个下午，阳光也是这样的——那年他三十岁，山东一片废墟，他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党的活动经费，身后没有一个党员。
他从一片废墟上建起了山东根据地；他在日军的炮火中为延安送去了十三万两黄金；他被自己的同志打倒在地；他在处长的位置上跑遍了上海的上百家工厂；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的研发；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等来了那一声迟到的“清白”。
他没争过。
但他等到了。
这就是一位老革命的一生。
（感谢作者为我们叙述了这位老革命的历史，人们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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