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1月1日，长沙火车站，彭德怀刚走下列车，便在人群中看见了侄子彭启超和侄女婿陈明玉。他原本叮嘱家人不必接站，没想到亲人还是来了。得知侄子刚刚成家，彭德怀脸上露出笑意，连声说好。
这次返乡，并不是普通探亲。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仍保留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却基本离开了实际工作。后来，他带着家人搬到北京郊外的吴家花园，种地、开荒，过起了相对封闭的生活。
沉默并不等于没有思考。
进入1961年，中央党校有关人员定期到吴家花园了解情况。彭德怀多次提出，希望到农村走走，看看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经过研究，杨尚昆于当年10月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允许他外出考察，时间长短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彭德怀没有选择条件优越的地方，而是回到了湖南。那里是他的家乡，也最容易听到乡亲们不加修饰的话。
抵达长沙后，他在招待所见到了谢觉哉。谢觉哉曾是延安时期的重要老同志，对彭德怀的处境心里有数。彭德怀起初不愿让谢觉哉前来，打电话时还半开玩笑地说：“我现在有传染病，别过来了。”
谢觉哉回答：“我不怕，什么也传染不了我。”
这番话虽带着笑意，背后的气氛却并不轻松。特殊环境下，老同志之间能够见面，本身就十分难得。
第二天，彭德怀前往湘潭。在姜畲公社，他见到了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两人举行了小范围座谈，华国锋介绍当地情况，彭德怀则谈起沿途所见。他没有只听汇报，而是不断追问粮食、生产和群众生活。
中午，地方上准备了较丰盛的饭菜，还安排了伙食补助。彭德怀看后立即表示不满：“我是来体察民情的，不要把我当中央领导特殊招待。”
在他看来，饭菜丰盛与否并非小事。干部若只看到专门准备出来的场面，就很难知道普通社员究竟吃什么、缺什么。考察必须接触真实生活，不能停留在纸面和汇报上。
交谈中，华国锋感慨地说，几年实践证明，彭德怀当初的一些判断是有道理的。彭德怀与他接触不多，没有立即接话。回到招待所后，他问陈明玉是否了解华国锋，得到否定回答。
沉默了一阵，他才说：“如果他说的是真心话，那农村的情况就比想象中还严重。”
这句话，正是他判断形势的依据。彭德怀并没有因为自己遭受挫折，就放弃对现实的观察。相反，越是深入乡村，他越感到问题不能靠几句好听的汇报遮过去。
回到彭家围子后，前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乡亲们称他“老总”“首长”，也有人直接叫他叔叔、伯伯。群众并不懂复杂的政治判断，却记得这个从村里走出去的将军，也愿意把家里的困难告诉他。
五十多天里，彭德怀接触群众两千多人次。有人反映粮食不足，有人诉说生产困难，也有人讲述基层干部只报喜不报忧。工作人员担心人员聚集，后来不得不劝阻一部分来访者。
那些材料被彭德怀一笔笔记下。他越看越急，曾愤怒地说：“有人吃不上饭了，怎么还能只听好话？我们对得起群众吗？”
12月17日，华国锋告诉他，中央准备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以为会议会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自己带回的调查材料或许能够派上用场，于是提前结束考察，返回北京。
但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他没有接到通知。会议期间，关于庐山会议的旧事又被提起。彭德怀受到冲击后，着手写下长达数万字的意见书，内容既涉及个人问题，也写入了湖南考察所得的大量情况。
这份文字后来被称为“八万言书”。它不是单纯为个人申辩，其中相当部分来自农村调查记录。彭德怀始终认为，评价一项政策，不能只看文件上的成绩，更要看群众手中的粮食和田里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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