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19日，南京天京城外，湘军炮火撕开太平门缺口，贵州人朱洪章率部冲在最前面。城墙上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他已经带着士卒踏入城内。多年以后，关于“谁是攻入天京第一人”的争议不断，但朱洪章本人对此看得很淡。
这份淡然，和当时的军功册形成了鲜明反差。湘军攻占天京后，曾国藩向朝廷报功，李臣典被列为入城首功，萧孚泗居前，朱洪章却排在第三。许多湘军将士听后不服，认为真正率先突破城门的，正是这位吉字营悍将。
有人替他抱怨：“朱将军亲自冲进城中，怎么反倒排在后面？”
朱洪章只是摆了摆手，说自己出身行伍，能够从一名普通武夫做到总兵，已经承受了朝廷太多恩遇。东南战事平定，自己还能活着回来，哪里还有更多要求。
这句话并非故作姿态。朱洪章是贵州黎平人，在以湖南将领为骨干的湘军体系里，一个外省武将要站稳脚跟，靠的不是乡党关系，而是战场上的真本事。
他早年的机遇，来自胡林翼。晚清局势动荡，黎平地方组织乡勇，朱洪章应募入伍。胡林翼当时任黎平知府，很快注意到这个作战勇猛、办事干练的年轻人，将他提拔为基层军官。朱洪章由此获得了进入正规军事体系的机会。
咸丰四年，也就是1854年，胡林翼将朱洪章及其所部黔勇推荐给湘军。此时朱洪章已经能够统率一千三百余人，但官职并不显赫。曾国藩把他编入塔齐布麾下的长字营，真正属于他的战场生涯由此展开。
兴国、大冶、半壁山、田家镇等地的战斗中，朱洪章屡次担任突击任务。湘军将领多重视营制和操练，可到了攻坚时，仍要看带兵之人敢不敢顶上去。朱洪章的特点很鲜明：一旦下令进攻，他往往亲自带头，极少躲在后方观望。
咸丰五年，塔齐布因久攻九江不克，忧愤成疾而死。此后，长字营几度更换统领，周凤山兵败去职，毕金科又战死。到了咸丰七年，朱洪章接掌长字营。一个贵州籍将领，终于在湘军核心战斗序列中拥有了自己的位置。
咸丰九年，朱洪章与曾国荃合力攻打景德镇，击败太平军援军，俘获多名中高级将领。这场胜利改变了他的军旅位置。战后，他所部并入曾国荃的吉字营，后来人们所说的“吉字营猛将”，便由此而来。
安庆之战中，朱洪章又立下硬功。1860年3月，他率部攻取太湖，扫除了安庆外围的重要据点，随后统辖长、胜、焕三营。到了1861年，陈玉成率军援救安庆，朱洪章抓住太平军尚未完成部署的时机，突然发动冲击，迫使援军撤退。
真正令他声名大振的，是雨花台之战。1862年，李秀成率军大举进攻湘军营垒，曾国荃负伤，湘军防线一度动摇。朱洪章在关键时刻率部反击，与其他将领连续争夺阵地。经过四十六天激战，湘军守住了南京城外的据点，他也因此获得记名总兵并加提督衔。
1864年7月，天京城破在即。曾国荃因伤不能亲自主持前线事务，召集将领商定破城次序。城内守军仍有抵抗，谁先进入缺口，既可能立功，也可能遭遇伏击。李臣典、萧孚泗等人官阶较高，却不愿承担这个风险。
朱洪章没有退让。他在军令状上署名第一，武明良第二，刘连捷第三，其他将领依次签名。7月19日，太平门被炸开后，朱洪章率部冲入城中。关于城内各部推进的细节，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他率先带兵突破，已是湘军内部公认的重要事实。
遗憾的是，朝廷最终给他的封赏并不高。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曾国荃封一等威毅伯，朱洪章只获骑都尉世职，并赏穿黄马褂。相比之下，已经战死的李臣典得到更高爵位，朱洪章的军功显然没有完全反映在封赏上。
这其中有战功认定的复杂因素，也有湘军内部亲疏远近的影响。朱洪章不是湖南湘乡籍将领，又长期处在曾国荃麾下，到了向朝廷集中报功时，自然不如曾氏嫡系那般占据优势。
不过，名次没有改变他的战场形象。对于朱洪章而言，军令状上写下“第一”的那一刻，已经完成了对部下、对上司，也对自己多年征战生涯的交代。至于功劳册上排第几，他并没有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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