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伙

工地的日子像被晒干的水泥，灰扑扑的，每一粒尘埃都带着重量。

我叫陈建国，四十二岁那年，老婆跟人跑了，留下一个读初中的儿子。我没啥本事，只会砌墙抹灰，跟着老乡来了省城的建筑工地。夏天热得汗流浃背，冬天冷得手脚开裂，但一天能挣三百块，比在家种地强。

工地上的女人不多，除了做饭的王婶，就是几个做小工的。刘桂芳就是其中之一，比我大三岁，甘肃人，离异，带个闺女。

第一次见她是在食堂门口。她端着一盆热水往外走，我正低头看手机，撞了个满怀。水泼了她一身，我赶紧道歉，她摆摆手说没事，转身回去重新打水。我看见她后腰露出一截旧棉袄的边角，洗得发白，补丁摞补丁。

后来才知道，她在工地搬砖、筛沙、推水泥车，男人干的活她一样不落。王婶跟我说，桂芳命苦，前夫是个酒鬼，喝醉了就打她，离婚后一个人拉扯女儿，女儿在老家读高中，学费全靠她在这卖力气。

我开始留意她。她吃饭总是最后一个去，因为要等大家吃完才能收拾。菜凉了，馒头硬了，她就着开水往下咽。有一次我多打了两个包子，假装吃不完递给她，她愣了一下，接过去说了声谢谢，眼圈却红了。

工棚里都是大通铺，男女分住。她的铺位在最里面，用一块布帘子隔开，帘子上印着褪色的牡丹花。晚上收工后，男人们喝酒打牌吹牛，她就在帘子里看书——那是她女儿用过的课本，她说想学点东西，不能一辈子卖力气。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她的。可能是她弯腰搬砖时额前的碎发被风吹起的样子，可能是她蹲在地上吃饭时把好菜夹给别人的动作，也可能是深夜听见她在帘子里轻轻叹气的声音。

那年初冬，下了场大雨，工地停工。工友们三三两两出去喝酒，我感冒了，窝在被子里不想动。迷迷糊糊间，一只粗糙的手贴上我的额头，凉丝丝的。

“发烧了。”是桂芳的声音。

她翻出一包退烧药，又去打了一壶热水，坐在床边看着我吃药。灯光昏黄，照在她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

“你一个人在外头，也没个人照顾。”她说。

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哭。

病好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变了。说不清是谁先靠近的，就像两块磁铁，自然而然就吸在了一起。她会偷偷给我留饭，我会帮她推几车砖。晚上收工早，我们就坐在工地的水泥管上说话，说各自的家，说孩子，说以后的日子。

她说她想攒钱供女儿上大学，不想让女儿再走她的路。我说我想让儿子考个好高中，别像我一样没出息。我们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沉默了。风从旷野吹过来，裹着黄土的味道，远处城市的霓虹明明灭灭，近处只有工地上未完工的楼体，黑洞洞的窗口像无数只眼睛。

那个冬天特别冷，工棚里的炉子总是不够暖。有天半夜我被冻醒，听见隔壁铺位的桂芳也在翻身。我鬼使神差地爬起来，走到她的帘子外面，轻声问：“冷吗？”

帘子掀开一条缝，她露出半张脸，头发乱蓬蓬的，眼神里有犹豫，有期待，还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钻了进去。

那一夜，我们都哭了。不是因为快乐，而是因为太久太久没有被人抱过了。我们都是被生活碾压过的人，身上的伤疤层层叠叠，连自己都不敢碰。可在那条薄薄的被子里，两个疲惫的身体紧紧贴在一起，像两只互相取暖的刺猬，小心翼翼，怕扎到对方，又舍不得松开。

从那以后，我们就搭伙过日子了。没有领证，没有仪式，甚至没有一句正式的承诺。只是她把我的衣服和她的放在一起洗，我把她的碗筷和我的摆在一起。工友们心照不宣，偶尔开几句玩笑，但更多的是羡慕——“老陈有福气啊，桂芳是个好女人。”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温暖的时光。每天收工回来，她都会打好热水让我泡脚。她蹲在地上给我搓脚的时候，我看着她头顶的白发，心里酸酸的。我说桂芳你别这样，我自己来。她头也不抬地说，你脚上全是血泡，不泡开了明天没法走路。

她的手很粗，全是老茧和裂口，但按在脚上却很温柔。我闭上眼睛，感受着那股温热从脚底蔓延到全身，心想这辈子就这样吧，虽然穷，但有个人知冷知热，够了。

第二年春天，她女儿高考。她请了三天假回老家，回来的时候满脸笑容，说闺女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那天晚上她破天荒地买了一瓶白酒，我们俩坐在水泥管上对酌。她喝多了，靠在我肩膀上哭，说建国，我总算熬出头了。

我也替她高兴，但又隐隐有些不安。她女儿考上大学了，她还会留在工地吗？

果然，那年秋天，她说要去省城陪读，顺便找个轻松点的活干。我送她去车站，她穿着我给她买的那件红毛衣，在人群里格外显眼。上车前她回头看我，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火车开走了，我站在站台上，手里的烟燃到了尽头，烫了一下才回过神。

之后的联系越来越少。刚开始还打电话，后来变成短信，再后来就只有过年时的群发祝福。我知道她在省城一家超市做收银员，住在学校附近的出租屋里，日子过得紧巴巴但总算体面。我在工地继续卖力气，儿子考上了技校，毕业后进了工厂，也算有了着落。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五年过去了。

这五年里，我不是没想过找别人。老乡介绍过几个，但见一面就没下文了。人家问我干啥的，我说工地干活。问我有房没，我说农村有。问我有存款没，我说有一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有时候半夜醒来，摸着身边空荡荡的床铺，会想起桂芳。想起她蹲在地上给我洗脚的样子，想起她靠在肩膀上哭的样子，想起那条印着牡丹花的布帘子。那些记忆像旧照片一样泛黄了，但每次翻开，还是能闻到当年的味道。

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到她了。

直到那天下午，我正在工地上砌墙，手机震了一下。掏出来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那边沉默了几秒，然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建国，是你吗？”

我的手一抖，砖头差点掉下来。

“桂芳？”我的声音有点发抖。

“嗯。”她顿了顿，“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咋能不记得。”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砰砰砰的，比打桩机还响。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建国，我闺女要结婚了，下个月十六号。你能来吗？”

我愣住了。脑子里一瞬间闪过很多念头：她为什么叫我？她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她老公呢？不对，她没有老公。那她现在是一个人吗？

“你……你在听吗？”她的声音有点紧张。

“在听在听。”我赶紧说，“结婚是好事啊，恭喜你闺女。”

“谢谢。”她笑了一声，但听起来不太自然，“那个……你要是方便的话，就来坐坐吧。闺女也想见见你。”

闺女想见我？我有点意外。当年搭伙的时候，她闺女在老家读书，我们只在电话里说过几句话。小姑娘叫我陈叔叔，声音怯生生的。

“行，我一定去。”我说。

挂了电话，我站在脚手架上看天。秋天的天空很高很蓝，云彩一丝一丝的，像是谁用手撕开的棉花。我忽然想起来，当年送她走的时候也是秋天，那件红毛衣在人群里晃啊晃的，最后消失在人海中。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心神不宁。去参加婚礼总不能空手，我给桂芳打了个电话，问她闺女喜欢什么。她说不用带东西，人来就行。我说那不行，好歹是长辈。她想了想说，那就买个金项链吧，闺女一直想要一条。

我去了商场，在金店柜台前站了半天。柜姐热情地介绍各种款式，我听得云里雾里，最后挑了一条细细的链子，坠子是一颗小小的爱心。两千八，我刷了卡，心里有点疼，但想到桂芳当年给我洗脚的样子，又不疼了。

婚礼前一天，我特意去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上新买的夹克衫。镜子里的男人五十出头，鬓角白了，眼角皱了，但精神还行。我对着镜子笑了笑，露出一口抽烟抽黄的牙，赶紧闭上嘴。

坐了两个小时大巴到了省城，按照桂芳给的地址找到了酒店。是一家三星级的酒店，门口挂着红色的横幅，写着“恭贺新婚”四个大字。我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大厅里已经有不少人了，三五成群地聊着天。我四处张望，没看见桂芳，倒是一个穿婚纱的女孩朝我走过来。

“陈叔叔？”女孩笑着看我，眉眼间有桂芳的影子。

“你是……小雅？”我有点不确定。

“是我，陈叔叔，好久不见。”她大大方方地伸出手，我赶紧握住。她的手软软的，不像她妈妈那样粗糙。

“新娘子真漂亮。”我说的是真心话。小雅长得随桂芳，瓜子脸，大眼睛，化了妆更显得精致。她穿着白色的婚纱，像一朵盛开的百合花。

“谢谢陈叔叔。”她笑得眼睛弯弯的，“我妈在里面化妆，我带您过去。”

我跟在她后面穿过人群，一路上有人回头看我们，大概是在猜测我是谁。我心里有点忐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桂芳。

化妆间的门虚掩着，小雅推开门喊了一声：“妈，你看谁来了。”

我站在门口，看见桂芳坐在镜子前面，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旗袍，头发盘起来，正在涂口红。她从镜子里看见我，手停住了，口红歪了一点，她也没擦。

“建国。”她转过身，声音轻轻的。

我看着她，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五年不见，她老了很多，脸上的皱纹深了，头发也白了不少，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亮得像当年在工棚里给我喂药的那个夜晚。

“桂芳。”我挤出两个字，鼻子一酸。

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笑着说：“瘦了，也黑了。”

“你也老了。”我说完就后悔了，哪有这么说话的。

但她没在意，伸手拍了拍我肩膀上的灰尘，动作自然得像我们昨天才见过面。那只手还是那么粗糙，碰到我脖子的时候，痒痒的，暖暖的。

“路上累了吧？先坐下歇会儿。”她拉了一把椅子过来，又转头对小雅说，“你去招呼客人，我跟你陈叔叔说几句话。”

小雅应了一声，临走前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带上了门。

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气氛突然有点尴尬。我坐在椅子上，她站在窗边，窗外是酒店的停车场，阳光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金黄。

“你还好吗？”我们同时开口，又同时笑了。

“你先说。”我说。

她垂下眼睛，手指绞着旗袍的下摆。“挺好的，超市的工作不干了，现在帮闺女看店，她开了个服装店，生意还不错。”

“那就好。”我点点头，“你女婿是干什么的？”

“做设计的，在一家公司上班，老实本分，对小雅也好。”她说到这里，嘴角浮起笑意，“我就这一个闺女，看到她有个好归宿，我这辈子也就放心了。”

“是啊，孩子好了，咱们就知足了。”我说。

沉默了一会儿，她忽然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建国，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

我愣住了，没想到她会这么直接地问。心跳又开始加速，手心冒出汗来。

“想。”我说，声音有点哑，“有时候半夜醒了，觉得你还在旁边。”

她的眼眶一下子红了，赶紧转过头去看窗外。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我也是。”

那天晚上，婚礼结束后，宾客们都散了，我一个人坐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抽烟。秋天的夜风凉飕飕的，吹得我缩了缩脖子。身后传来高跟鞋的声音，我没有回头，一股熟悉的洗衣粉味道飘过来——是桂芳以前常用的那种牌子。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她在我旁边坐下来，递给我一瓶矿泉水。

“透透气。”我接过水，拧开盖子喝了一口。

她没说话，和我并排坐着，看着马路上的车来车往。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交叠在一起，像两条汇合的河流。

“桂芳。”我叫她的名字。

“嗯？”

“你叫我来，不只是为了参加婚礼吧？”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然后她轻轻叹了口气，说：“建国，我想跟你说件事。”

“你说。”

“小雅的爸爸，也就是我前夫，去年死了。肝癌。”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他死之前托人带话，说对不起我，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和小雅。”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继续喝水。

“我恨了他十几年，听到他死的消息，忽然就不恨了。”她苦笑了一下，“人这一辈子，太短了，恨来恨去的，到头来什么都没剩下。”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建国，这些年我一直没找人。不是没人介绍，是我放不下。”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放不下什么？”我问，明知故问。

“放不下你。”她说，声音有点颤抖，“放不下你给我买的那件红毛衣，放不下你给我泡脚，放不下你在工棚里抱着我的样子。我知道咱们当初就是搭伙过日子，没有名分，也没有承诺，但那两年是我这辈子最踏实的时候。”

我手里的矿泉水瓶被我捏得变了形，水洒出来，滴在裤子上，但我顾不上擦。

“我也放不下你。”我说，声音哽咽了，“我相了好几次亲，都不成。人家嫌我是个干工地的，嫌我没钱没房。可我心里清楚，不是她们嫌我，是我心里装着一个人，装不进去别人了。”

桂芳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一滴一滴落在她暗红色的旗袍上，洇开成深色的圆点。

“那你……”她擦了擦眼泪，看着我，“你还愿意跟我搭伙吗？”

我看着她，月光照在她脸上，那些皱纹像岁月的河流，每一条都刻着辛苦和坚韧。这个女人，在工地上搬过砖，在风雨里扛过水泥，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可她从来没抱怨过。

我伸手握住她的手，粗糙的，温暖的，像五年前一样。

“我愿意。”

她扑进我怀里，哭得像个孩子。我搂着她，下巴抵在她的头顶，闻到她头发里洗发水的香味，眼泪也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远处城市的灯火明明灭灭，就像五年前我们在工地上看到的那样。只不过这一次，我们不再是在水泥管上遥望的两个人，而是真正抓住了彼此的手。

后来我才知道，桂芳叫我来参加婚礼，其实是小雅的主意。小雅说，妈，你为我已经活了半辈子了，下半辈子该为自己活了。你把陈叔叔叫来吧，如果他愿意，你们就在一起，如果不愿意，你就彻底放下。

“这孩子，比她妈聪明。”我笑着说。

桂芳锤了我一拳，力道不大，痒痒的。

婚礼后的第三天，我退了工地的宿舍，搬到了省城。桂芳租的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阳台上养了几盆花，客厅里挂着一张十字绣，绣着“家和万事兴”五个字。

“这房子是租的，但日子是自己的。”桂芳说。

我点点头，把行李放下，环顾四周。这个小小的家，有她的味道，也有我的未来。

“桂芳，咱们去领证吧。”我说。

她正在厨房切菜，闻言停下手里的刀，回过头来看我。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一层金色的光。

“好。”

第二天，我们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红色的本本，上面贴着我们的合影。照片里的两个人笑得有点拘谨，但眼睛里有光。

从民政局出来，桂芳挽着我的胳膊，说：“建国，咱们去吃顿好的吧。”

“行，你想吃什么？”

“火锅。”

“走。”

那天我们吃了火锅，喝了啤酒，说了很多话。她说起小雅小时候的事情，说起在工地的日子，说起那些年受的委屈。我听着，心里酸酸的，但也暖暖的。

“桂芳，”我给她夹了一块毛肚，“以后有我呢。”

她看着我，笑了，眼角皱纹挤在一起，但我觉得那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笑容。

“有你这句话，我这辈子值了。”

晚上回到家，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桂芳洗完澡出来，穿着睡衣，头发湿漉漉的，坐在床边擦头发。

“想什么呢？”她问。

“想咱们以后的日子。”我说，“我想好了，不去工地了，找个离家近的活干，哪怕工资少点，至少天天能回家。”

她停下擦头发的动作，看着我，眼里有泪光闪动。“建国……”

“别哭。”我坐起来，把她揽进怀里，“以后不许哭了，咱们的日子要笑着过。”

她把脸埋在我的胸口，闷闷地“嗯”了一声。

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银色的线。远处有汽车驶过的声音，楼下有人在遛狗，生活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平凡而真实。

我搂着桂芳，心想，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不需要大富大贵，不需要轰轰烈烈，只要每天晚上有个人等你回家，早上有个人叫你起床，就够了。

我们错过了五年，但好在余生还长。

第二天早上，桂芳比我起得早，做好了早饭。小米粥，咸菜，两个煮鸡蛋。我坐在桌前，看着她在厨房忙活的背影，心里满满的。

“快吃吧，吃完去看看店。”她把筷子递给我。

“什么店？”

“小雅的服装店对面有个空铺子，我打算盘下来，开个小面馆。”她在我对面坐下，眼睛里闪着光，“你会做臊子面，我给你打下手，咱们自己当老板。”

我愣住了，随即笑了出来。

“桂芳，你这是要把后半辈子都安排好啊。”

“那当然。”她挑起一筷子面条，吹了吹，“咱们的时间耽误不起，得抓紧。”

我看着碗里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心里涌起一阵暖流。这个女人，从来都是这样，不声不响地把一切都想好了。

“行，听你的。”我说。

她抬头看我，笑了。阳光照在她脸上，那些皱纹像花朵的脉络，舒展而美丽。

我端起碗，大口喝粥，心里想着：面馆叫什么名字好呢？就叫“桂芳面馆”吧，简单，实在，就像我们这个人，就像我们的爱情。

没有惊天动地，没有海誓山盟，只是在茫茫人海中，两个孤独的灵魂认出了彼此，然后决定再也不放手。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普通人的故事。